从1898年10月梅花拳“第五辈”传人、直隶威县沙柳寨的赵三多 在冠县蒋家庄马场高树“助清灭洋”旗帜起义开始,到1902年5月景廷 宾领导的“扫清灭洋”起义失败时为止,义和团前后持续达四年之久。 这次起义是在农民习拳练武的拳厂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当地拳 厂多练梅花拳,因此群众也称这些拳厂组织为梅花拳。后因梅花拳的其 他传人害怕遭到清政府的镇压,都反对参与,他们对赵三多说:“你用梅 花拳名义组织革命,将来皂白不分,一定域门失火,殃及池鱼,牵连到 我们身上,玉石不分,同归于尽。所以我们全不同意。”(《河北省威县沙 柳寨赵三多义和团事迹纪略》)于是赵三多就不用梅花拳名义,而改称为 义和拳。
他们凭借自身所习的拳术,团结本拳种传人,在各地开设拳厂、广 收门徒,形成了一个个力量强大的民间团体。他们的主要活动内容是练 习武艺,在官方文献中就有不少这类记载。例如,在“直隶、山东交界 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此项拳民所习各种技勇,互有师
©周伟良:《义和团武术活动简探》,《北京体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1>
路遥:《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承,以之捍卫乡间,缉治盗匪,颇著成效”(《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又如“访闻运河以北,人多习拳拳……实为保全身家起见,原无不法情 事’’(《义和团》第4册)。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主要是在直隶境内展开,1900年5月,赵三 多又率梅花拳弟子二三千,饥民万余,在直隶景州、阜城一带打击教会 势力,开展“均粮”斗争。在威县遭清军包围。突围后,赵三多率部分 梅花拳弟子辗转至巨鹿等地,传授武技,训练群众。1902年4月,赵三 多率部分梅花拳弟子在巨鹿厦头寺,加人景廷宾义军。在清军的围剿下, 7月义军失败,赵三多被捕,死在南宫县监狱里。这支义和团的兴起、 流动和“聚众演习”,促进了梅花拳的普及。梅花拳在山东、河北、河南 等地广为流传,赵三多及其传人,是功不可没的®。
诚如霍布斯鲍姆曾观察到:“实际上,革命可以由那些并不否认现存 的权力结构、法律、国家甚或是地主的合法性的农民造成。”®义和团民 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组织的主体一般都是各种深受统治阶级残酷压榨的社 会下层人民,如农民、兵士、流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在当时民族 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的社会大环境下,他们为改变生产关系而进行 的真实的反抗模式:纵火、怠工、联合抵抗、私下的抗议、偷窃,以及 穷人之间的相互支持®。中国武术同样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一无所有 的社会底层人士抗暴自卫的主要手段。
莫朝迈:《义和团运动中的武术拳种及传人》,《中华武术》,1995年第1期。
Eric Hobsbawm, “Peasants and Politics”,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 no. 1 (October 1973): 12.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刘建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 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
小 结
考察燕赵武术文化的生产途径,从侧面回答的是“慷慨悲歌”燕赵 人文精神的生成问题,换言之,“慷慨悲歌”的燕赵人文精神是如何依附 燕赵武术文化,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的。燕赵武术文化的生产途径 表现为多元化,如尚武习俗与民风的促进、军事武艺的滋养、以“武” 入仕的科举制的推动、民国国术馆生产的燕赵武术、清末民初镖局行业 的兴盛等等。每一生产途径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与当时的社会、 政治、文化等环节相协调,如,燕赵尚武习俗与民风初盛时期的战国, 诸侯国之间彼此征伐不断,在一个无义战的时代,各国势必求存自保, 变革图强,于是燕赵大地掀起了养士之风、骑射之风。此时武术服务于 国家意识,被社会精英所利用,扮演的是试图改变国家身体、或政治身 体的角色。再如,宋代,“弓箭社”等民众习武自卫团体遍及河北中部, 百姓“带弓而锄,佩剑而樵”,达24万之众,此时武术植根于民间,被 失语者所掌握,体现的是弱者的抵抗®。
①[美]詹姆斯• c •斯科特著,程立显、刘建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 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
燕赵武术文化在围绕“慷慨悲歌”的文化基轴生产过程中,遵循的 并非是线性的发展模式,放置于整个燕赵历史文化传统,其发展模式是 多元化的,对应的是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时代性、开放性、多样 性、慷慨悲歌的整体性文化生产四个方面。
第一节时代性
燕赵作为中华武术的主要发样地,集成地和扩散地,与其他地区相 比,武术历史文化积淀异常深厚。假如从西周倡导农民“三时务农,一 时讲武”起,燕赵习武传统已达三千余年。而从黄帝在涿州“振兵”教 武、“习用干戈”时算起则已四千余年。春秋五霸争强,战国七雄挥戈, 都曾逐鹿燕赵平原。赵武灵王倡“胡服骑射”,千里弯弓惊折北域。秦舞 阳、荆轲侠骨豪肠救燕刺秦王,因而有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燕赵多慷慨 悲歌之士”的千古名句。
从历史中走来的燕赵武术,在其发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深受 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时代气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燕赵武术文化的系谱建构及其文化生产,并没有严格的朝代划分,综观整个历史脉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时段。
(一) 燕赵武术的神话生产阶段
神话传说中的燕赵武事活动,如炎帝部、黄帝部和蚩尤部之间“涿 鹿之战”、“阪泉之战”等,广泛使用有棍棒、长矛、剑、刀、斧等器械 及“角抵”、徒手格斗。此时的燕赵武术服务于各个部落,是为了掠夺更 多的生产、生活资料和劳动力,以及占有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
(二) 燕赵第一次尚武之风的出现(春秋、战国)
夏商周时期,燕赵大地文明日臻发达,青铜业迅猛发展。燕赵武术 直接服务于军事,在兵器的使用上,有了新的发展。如1972年在藁城台 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铁刃铜钺,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铁器。春 秋五霸争强,战国七雄挥戈,都曾逐鹿燕赵大地。不同的是,春秋时代 的战争由贵族包办,多少具有一些游戏的性质。如《左传》中记载每次 战争都有各种的繁文缛礼,杀戮并不甚多,战争并不以杀伤为事,也不 以灭国为目的,只求维持国际势力的均衡。此时舞蹈中也融人了武术技 击的特有军事技能色彩。射箭活动开始勃兴,夏商甲骨文中已经有了 “射重御”的记载。
到战国时代情形大变,战争的目的在乎攻灭对方,所以各国都极力 奖励战杀,对俘虏甚至降卒往往大批的坑杀,以便早日达到消灭对方势 力的地步。为求生存、壮大,战国时期的燕赵大地第一次出现了尚武之 风。主要表现为:一是以赵国武灵王改革的“胡服骑射”,使得骑射之风 风行燕赵;二是赵惠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燕赵大地 掀起了养士之风。而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家中有一座高楼, 他的一位美妾住在楼上,见跛脚人蹒跚汲水而大笑,赵胜杀了她,说: “不能爱色而贱士。”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养士之风的盛行;三是荆轲作为 燕太子丹所养的“士”,其“荆轲刺秦王”背后隐喻着专门武艺人的出 现,说明此时文武开始分途®;四是随着战争激烈程度的加深,武器出 现了多样化,如1965年10月,河北省易县武阳台村出土的春秋遗物中, 以兵器为主,计有剑、矛、戈、戟、礴、刀、匕首、弩机、距末、箭锨 等十种共九十五件,其中铁兵器有剑、矛、戟、排、刀、匕首等六种六 十二件,弩机、锨等二种二十件为铁铜合制,铜兵器有剑、戈、礴和距 末等四种十三件®。据《沧县志》载,春秋战国时期有“武健泱泱乎有 表海雄风”之说。此时,文武分途现象也在该时期形成。
(三)内忧外患、政策高压下燕赵武术文化的曲折生产(秦 汉至元明)
秦统一六国,收天下兵,使得燕赵拳术得以发展,而且进一步体育 化,历史上“鸿门宴”中的项庄舞剑,表明已形成了剑术的成套性和表 演性。“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汉书•艺文 志•兵技巧》,则说明该时期的拳术较为普及,而且进一步体育化。
楚汉之际,六国遗民复国思想渐盛,各地起兵叛秦的多是乌合之众。 例如陈胜起兵的基本队伍就是发遣屯戍渔阳的人,彭越起兵时所领的不 过是强盗与流浪少年,黥布也是强盗头目,郦商是流氓头目®。《史记》 中常常讲这些人到各处“略人”、“略地”或“徇地”。所谓“略人”云云 就是到各处招募流氓的意思。另外,汉高帝十一年(前196)英布反, 北军三万人只足保护关中,不敢出发远方;汉统一天下不过六七年,对 国本重地不敢不慎重,高帝不得已,于是“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
据阿诺德•汤因比的观点:商鞅在秦国扫荡了世袭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对有军事才能 者大开人仕之途。此外,土地可以转让和买卖.而且尽管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但 也拉开了贫富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一个没有土地的赤贫阶级。首要的社会变化是向才学之士打 开了人仕和获取军功的大门.而不论他们出身于哪一个阶层。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专职文官阶
层和武官阶层。参见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人类与大地母亲 部叙事体世界历
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193页,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
《史E》卷四八《陈涉世家》,卷九O《彭越传》,卷九一《黥布传》,卷九五《導商 军”,才把英布打败®。招募流氓、囚犯充当兵吏,直接说明了兵的匮 乏,而皇权对武术的限制无疑是一重要的原因,此外,《汉书•龚遂传》 提到的“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更是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限制武术的 例证。
三国两晋时,社会动荡,战事迭起。虽然民间习武仍受限制,但燕 赵儿女为保家卫国,尚武之风虽衰犹存,因而出现了《李波小妹歌》中 的:“左射右射必累双”,刘琨的“闻鸡起舞”,还出现了僧人习武之风, 有“北齐稠禅师,邺(今临漳县)人也,……常角力腾跃为戏……乃引 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劲……”(《朝野佥载》)
隋唐时期,承袭北朝外族的制度,这也是汉以后中国自治的惟一盛 强时代®,加之长安二年(702),武则天推行武科举制,使得燕赵尚武 之风渐盛:唐将苏定方(河北武邑人)“骁桿有气侠,年十五从父战” (《畿辅通志》)。幽州勇将罗艺“勇攻战、善用矛肖’’(《旧唐书•罗艺 传》)。女侠聂隐娘,河北大名人,更是善长剑术。由此出现了《唐•志》 所说的燕赵“水甘土厚,人多技艺”。诗人杜牧则言:“幽并之地,其人 沈鸷多材力,重许可。”此时的武术向艺术表演性发展,同时,以武术为 特色的武侠小说渐盛。
五代十国宋元明之际,内忧外患加重,战事频繁。与隋唐之前借助 武术向外扩张不同,此时武术被用来抵御外侮。
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代周称帝,建立了宋朝,他通过“杯酒 释兵权”,重复着盛世文胜于质(武)的治国方略.民间武术又一次受到 了打压,出现了不实用的“花法”。这表明武术套路迈向演艺化,具有娱 乐、健身的效用。此外,宋时民间团练组织开始盛行,如河北定州及周 围一带,“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带弓而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5~56页。
锄,佩剑而樵”(《北史•兵志》)。随着携带武器的场景,真切地说明当 地的百姓深受外患之祸,这也是宋代“重文轻武”、“重内轻外”的结果。 在如此的环境下,“弓箭社”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练武者提供了切磋 技艺的场所,为武术交流、传授、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元朝采取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禁止“民间私藏武器”(《通制 条格》卷二十七),“诸民间子弟……习练角抵之戏,学攻刺之术者,师、 弟子并杖七十七”(《元史•刑法制》)。面对元之禁止民间习武的高压 “禁令”,禁武的目的并未实现,反而令民间尚武之风转人秘密状态。而 且,随着元代出现的专演战争或搏斗类故事的武戏,时称“脱膊杂剧”, 武术逐渐与戏曲融合,关汉卿创作的《关大王单刀会》、《关张双赴西蜀 梦》、《尉迟恭单鞭夺槊》等曲目,每一部都有精彩的武打场面®。
朱明登场,“北虏南倭”,内忧外患;大小起义,连绵不断。国破家 亡之际,燕赵儿女还是挺身而出,显示出他们“慷慨悲歌”的人文性情。 如沧州16个市区,查沧县、青县、献县、肃宁、东光、泊头、任丘、河 间8个县,就有武进士 87人,武举人147人。再如,张辅©,“靖难战 役”时,随其父张玉南下北上,奋勇拼杀,因军功被提拔为“指挥同 知”。其父战死,张辅嗣职连立战功,人京师后封为“信安伯”。
(四)燕赵尚武之风的又一次飞跃(清朝至民国)
清朝至民国,侵人中国的武力与文化属于同一的西洋民族,并且武 力与组织远胜于五胡,文化也远较佛教为积极。长期积弱,令中国“病 人膏肓”,一时间,国人开出了系列药方,如“戊戌变法”、“洋务运动”、 “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等等。如,随着清代晚期“洋务运动”的兴 起,1878年清政府在唐山成立了开平矿务局,开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
详见本书第五章“燕赵武术文化的文艺化生产”中的第四节“戏曲、影视__燕赵武 术文化的视觉产品”。
《河间府新志•人物•张辅传》曰:张辅,宇文弼,指挥张泰四世孙,河间张玉长子 也。明初,泰以军功授大同中屯卫,世袭指挥佥事,遂迁河间。
办矿挖煤,1938年正式建市。其间省内外贫苦百姓纷纷前来煤矿做工, 从而使各民族、各地域的民间文化和武术流派相继传人唐山,由于外来 人口的大量流入,而且来自四面八方,健身和防身成为人们的需要,因 此武术得以在矿区迅速普及和发展。
民国期间云南省总司令官颁发给河北保定形意名师李文庭的委任状
(图片来源:河北省武术协会提供)
总之,在救国图存的梦想感召下,武术又一次被国人提升到了一定 的高度,并实现了燕赵尚武之风的第二次飞跃.具体表现为:
一是拳派林立,在燕赵大地繁衍、流传的武术拳种,不仅众多,而 且逐渐发展成熟。当时河北拳术主要有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太祖 拳、功力拳、梅花拳、八闪翻、鹰爪、燕青、明堂、三皇炮捶、二郎、 劈挂、佛汉捶、少林拳等50多个拳种流派。
二是武术组织的大量出现。受孙中山“尚武精神”以及张之江创办 “中央国术馆”的影响,燕赵各地武术组织迅速发展,如,1929年唐山 国术馆成立,1936年12月文安县国术馆开馆,1930年秋原邢台少林会 也正式更名为“邢台国术社”,河北定县成立“濮阳拳社”,天津成立 “中华武士会”等。全国各地其他的诸如“致柔拳社”、“精武体育会”、 “鉴泉太极拳社”、“忠义国术社”等,或为燕赵儿女创建,或以教师的资 格在其中教授武艺。这种民间武术团体的武术活动逐渐取代了过去的私 人授艺,向组织化、规范化发展的趋势,说明了武术工作已成为公认的 一种社会职业。
三是武术著述的大量出现。如姜容樵的《写真迷踪拳》、《写真昆吾 剑h杨澄甫的《太极拳使用法》;张之江的《国术言论集》等等。有些 书籍,因时过境迁,难以寻觅,具体出版社、出版时间更是难以考证, 如刘云樵的《昆吾剑》、《劈挂掌》,李志云《六合拳谱》、《杨氏青萍剑 谱》,徐雨辰的《闯王刀种种》、《擒拿妙术闻知录》,马凤图的《破锋八 刀》和《白刃战术教程》等。
民国期间,林林总总大量武术书籍的问世,不仅仅是某一地域的个 案现象,而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联的。民国初建,万象更新。 不仅报刊业有过长足的发展:据统计,武昌起义的后半年内,全国的报 纸由10年前的1〇〇多种激增至500种,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 社会意识主流,出现了新式报刊的大量创办,如1918年李大钊、陈独秀 创办的《每周评论》,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1920年 周恩来主编、创刊的《觉悟》等,到1921年全国共有报刊550种。而且 出版业更是盛极一时:出版机构有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广益书局、群 益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局、民智书局、大东书局、亚东图书馆、泰 东图书馆等。其中,中华书局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有《民约论》全译本、 《新文化丛书》等;出版的文艺书籍有张闻天《青春的梦》、刘海粟的 《世界名画集》、郑武昌的《中国画学全史》等;出版的大型古籍丛书 《四部备要》、《清史稿》;工具书有《中国大字典》、《实用大字典》等; 出版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翻译英、德、美、俄、法、意、匈、 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优秀小说。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至30年 代已达全盛时代。在上海设有制度完备的总务处、总编译所、总发行所, 以及机械、技术十分完善的印刷总厂;同时,在北京、香港设有印刷分 厂,在全国各省市和重要商埠先后设有85处分馆,在海外也有分馆。
四是武术在逐渐融人学校教育体系。如1901年开始,中国近代教育 开始发展,各类各级学校建立,科举被废除,武术作为中国传统体育被 列入学校体育课程。清末新政之后1903年正式颁行《奏定学堂章程》, 其《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各学堂一律练习兵操,以肄武事。”至此, 以兵操为主导的西方近代体育内容,在学校体育中得以确立。梁启超在 《中国之武士道》中,就大力倡导发扬光大中国古代的尚武传统,强种强 国。辛亥革命后,受振奋民族精神,重视尚武教育思潮的影响,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武术的文化教育价值,如:1914年和1915年,徐 一冰和北京体育研究社分别上书教育部,要求学校体育加授“本国技 击”;1917年全国中学校长会议还通过决议,把马良等编创的“新武术” 作为学校正式体操;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主张把武术列人学校体操课 之中,并由教育部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 范学校养成之。”®
同时,各级学校纷纷聘请武术家到学校开设武术课,由于武术家们 不断借鉴西方体育的组织法和教学法,并积极对武术的内容和教学法进
倪金福:《近现代我国学校武术文化教育价值的演进》,《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6年 第3期。
行改造,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加快了武术步入近代体育行列的步伐0。
关于传统武术移植西方体育教学模式,以口令化、标准化、操练性的教学模式传授. 在李仲轩看来,那是对传统武术的一种误读。他在《逝去的武林》倒出了其中的缘由:“那是国 难当头时,国术界的热血男儿为早日培养出杀敌之军,而作的努力!”当时,武术教育也必然是 一种速成教育。反观各门户创拳、守拳的武术名家,有几人是通过西方教育模式生产出了的呢? 他进一步举例说:“尚云祥要拜师,李存义说:‘学,很容易,一会儿就会了,能练下去就难了, 你能练下去吗?’尚云祥说‘能。’李存义只传了劈、崩二法。尚云祥一练就是十一二年。”最终 得到了李存义的认可。可见,武术大师的心路历程表明,传统武术教学不能速成,而是终身的 习性养成。生搬硬套西方体育教学模式,嫁接于武术习练,是否得当,的确值得我们思考。
林伯原:《中国近代前期武术家向城市的移动以及对武术流派分化的影响》,《体育文 史》,1996年第3期.
从表5可知,众武术教师中,燕赵武术名家占三分之二。
五是职业武术家的出现,如前文所述的南宫开河村张怀武,在北京 开镖局,归里后将威震江湖的金刚少林拳传授下来,南宫方圆百里几十 个村镇都演练此拳;冀县三皇炮锤第五代传人卢玉璞,在广宗、巨鹿、 平乡一带创办了“国粹武术馆”;天津“中华武术会”,河北人李存义任 副馆长,燕青门的姜容樵任拳师;“湖南国术馆”任教的有河北定兴拳师 朱国祯;在上海“武德会”任教的有朱国福;在山东“黄县国术研究会” 任教的有河北沧州李书文。
总之,该历史时期,燕赵大地尚武之风日盛,区域分布加大,拳种 众多,名家辈出,他们宣传武术,传授武术,出版书刊,改革教法,表 演交流,举行竞赛,推动了燕赵武术,乃至全国武术的大发展。
(五)继往开来走向新时代(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除在“文革”期间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外,但总的发展势头是良好的。1952年,武术被正式列为推广项目, 提出了 “挖掘、整理、提高”指导思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 “改革开放”思想等等,全国武术逐渐步人了新的时代,燕赵武术也不例 外。其突出表现为:燕赵群众武术的蓬勃发展;各地市武术协会的相继 成立;传统武术竞赛、节庆等活动日益壮大,如以邯郸为代表的太极拳 大会,以沧州为代表的传统武术节等;武术产业化发展初见端倪,如定 州的武术器材全国有名;在国家加快文化软实力建设步伐的带动下,武 术教育日趋普及,武术科研成果逐年增多,传统武术被列为非物质文化
、虫女坐坐
旭广寺寺。
总之,燕赵武术文化的生产与时代发展相融合,由防身立命、杀敌 报国到注重表演竞技、健身修性;由军事武艺到民间拳场,由禁武打压 到百花齐放等,都体现了武术的时代性特征。
第二节开放性
武术带着质朴无华的原始风貌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始终在民间流传, 各流派之间的传承多是“祖传”或“秘传”,师傅教徒弟基本是在闭塞的 环境中传授,一师之徒往往根据徒在师心目的位置不同,所传之术也不 同,绝招往往只传一人;门派与门派之间往往也是闭门塞户,老死不相往 来。但就燕赵武术而言,其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虽也有此类现象存在, 但总体上不是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天地内独自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汲取营养 进行自我更新或蜕变,最终以开放性的姿态,进行着燕赵武术文化生产。
(一)新的体验 门户的生产
门户构成了一个群体的身份标识,借助共同的身份认同,将某一群 人聚集于门户下,对武术技术的传授、学习、练习等也就构成了这群人 共同生活的主要内容。然而,门户的生产是以开放性为前提,建立在新 体验的基础之上的。
独学一门的新体验。杨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1800~1873),王学 艺于河南温县陈家沟陈长兴。从太极拳的“壮欺弱、慢让快”的“有力 打无力、手慢让手快”(王宗岳语)的反面起步,逐渐删改原有发劲、纵 跳、震足和难度较高的动作,即“弱者武术”的新拳系®。后返京传习 太极拳,清朝的王公贵族多向他学习。为适应这部分消费群体的需求, 杨露禅从贵族不适合大强度体力活动的现状出发,对陈氏太极拳进行了 贵族化转换,转而构建了“不用力”、“慢练”、“运动如抽丝”、“迈步如 猫行”的运动方式。
游学他师的新体验。王芗斋先生创立大成拳(又称意拳)属于此类, 王师与郭云深所住的马庄村相邻,是形意拳名师郭云深晚年所收的得意 门生。王艺成后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先后访到河南少林心意拳传人衡林 和尚、湖南谢铁夫、福建方怡桩、金绍峰等大家。在北归途中,结识淮 南拳术巨匠黄慕樵,从其学剑舞。王芗斋深人剖析了这些大家的拳术内 容和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拳术界的“花法”现象,他认为形意 拳的重点应在“意”而不在“形”,由此创出了“意拳”。再如孙氏太极 拳,创始人孙禄堂(I860~1933),自幼酷爱武术,先学形意拳,后学八 卦掌,勤学苦练,功夫深厚,民国初年始学太极拳,参合各家之长,融 会贯通,在技术上形成了进退相随,动作敏捷,舒展圆活,每转变方向 以开合动作相接,故又被称为“开合活步太极拳”。
①戴国斌:《武术的文化生产》,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导师:吴刚教授,
2008年5月。
(二) 海纳百川 武技的交流
燕赵武术名家,在技术层面的追求上,可谓是海纳百川,恰如拳谚 所言:“访遍千家成行家”,如:孙玉铭大师,来中央国术馆后,不但促 进了他的代表拳种燕青拳的交流活动,而且他嗜武如命,虚心好问,诚 心诚意向各家学习。他先后向王云鹏学习了地趟拳,向杨松山学习了三 才剑,还学八极、劈挂、形意、太极等拳种。不但在学员中培养出众多 的燕青拳传人,而且自己技艺也日趋精深。1930年,他被提为教务处副 处长。他还多次出国进行武术交流,为国术馆和华夏争得了荣誉®。通 臂大师郭长生被国术馆选为(郭是通过考试选拔的武师)教师后,不断 进取,勇于创新,创编了二路苗刀、疯魔棍、劈挂刀,还与马英图合作, 改编了劈挂拳,为光大我国的武术做出了贡献®。
(三) 墙内开花墙外香 对外传播
燕赵儿女在传播中华武术的过程中,是以宽广的胸襟,主动向外推 广的。这与传统武术“传儿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等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众多燕赵 武术拳种在向外界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如:民国时期,在孙中山“尚武精神”的倡导下,习武开禁,河北的拳 技之风蓬勃一时,其中,1910年在上海成立的“精武体操学校”(后改 为“精武体育会”),是由河北沧州武术技击大师霍元甲创建的,“上海精 武体育会”不仅在全国许多省市设有分会,而且还派人到东南亚一带表 演、传艺,使得河北的迷宗拳得以迅速传播®。
王子斌(1844~1900),河北孟村人,初求艺于肖和成,后拜李凤岗
赵荣林口述,徐志华整理:《回忆中央国术馆》,载于《文安县文史资料第二辑第 102 页。
同上。
张绰庵、韩红雨等:《对河北民间武术历史文化特征及其成因的初步研究》,《山东体育 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
为师,擅长刀、剑术,武艺高强.人称“大刀王五”。艺成后,到北京设 立了 “元顺镖局”,以护旅客。并于1895年开办“文武义学”,亲传武 术,自此,名声不胫而走。
1849年前后跟陈氏著名拳师陈长兴学拳的杨露禅回到了河北永年 县,授拳自给。不久又到北京教拳(约1852),遂使太极拳首次在大城 市中传播开来。
1866年著名八卦掌拳师董海川于北京收徒传艺,遂使八卦掌出现了 不同流派。其中以尹福(1841~1909)的“尹式八卦掌”和程廷华 (1848~1900)的“程式八卦掌”最为著名①。
墙内开花墙外香,类似上述之例甚多。许多流派的确立或新拳种的 创编都是在城市进行的,各地各门派的武术家进城传艺,使武术的传播 面扩大了,交流日益广泛起来,这就推动了武术门派的分化和发展。武 术家向城市的移动,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众民间武术家是那个时代下 层民众的代表,是失语者,他们欲想获得话语权,需要依靠绅士阶层或 精英阶层来实现。
此外,燕赵武术以开放性的形式对外传播,还有三个重要的途径:
一是以镖业为生的镖师。他们或在全国各地开设镖局,如,辽宁奉 天天兴镖局由佟存创立。会友镖局由黄焕章创立、热河源顺镖局由徐金 钊创立。万通镖局创始人是赫赫有名的“单刀李”李存义。源顺镖局则 由大刀王五成立于北京。或者在各地镖局兼任镖师。如,王会远任天津 长裕镖局总镖头,张国帽任天津百忍镖局总镖头,王玉山任天津同生镖 局总镖头。他们在行镖之余,默默地传播着燕赵武术。
二是众武师踏出乡关,投身武术教育传播事业,集中体现在民国时 期的国术馆、全国各地武术拳社。如:1906年筹建的天津“中华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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