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天宝初使用陌刀看，北庭、安西分为二可能不只是在置节度使上有变 化，也含有兵员配置、兵种改变等变化在其中。变化后的安西兵多为汉人募 兵，如李嗣业即“随募至安西”;变化后的安西兵骑少、步多，故而才在军中推 广陌刀。陌刀的使用与否是与当时军事形势、军事部署的变化密切相连的。

安西军队推广使用陌刀取得了成功。天宝七年，高仙芝征讨勃律时，选 李嗣业与田珍为左右陌刀将，以执陌刀的步兵为主的军队“长驱至勃律城擒 勃律王、吐蕃公主”，其结果为“于是拂林、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归国家”②，控 制了西域。其后，继任的封常清又于天宝十二载击大勃律，“受降而还”③。 史籍虽未记这次击大勃律时陌刀手的作用，但经过夫蒙灵警、高仙芝、封常 清三任节度使的努力，安西不但使用推广了陌刀，而且建立了能战的陌刀 队、陌刀兵。陌刀手不与弩手、弓手合而为一，而是独使长刀，由陌刀将领 导，专司征杀。高仙芝临刑时，边令诚“索陌刀手百余人随而从之”④,可见独 立的陌刀手已经建立起来了。正是这些陌刀手在安西军事部署改变、骑兵 少而步兵多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作用，在西域征战拓土，使唐天宝年间在西 域地区建立了赫赫武功，陌刀的作用又一次体现出来。

从武德到天宝，唐在立国战争及与善骑射的游牧民族战争中能够取得

二、永乐宝剑的归属问题

国外学者在研究该剑后推测，该剑应为洪武或永乐时期明廷给藏区某 位高僧的赐封。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宝剑作为佛教最主要的法器之一，是 智慧的象征，是断灭愚痴和障蔽的觉识之物。因此,宝剑被包括在转轮王的 “七近宝”中。①由此可以推断，被赐赠宝剑之人必是身居高位的高僧大德， 或是具有世俗权力的藏王。从洪武、永乐两朝对藏区的众多赐封来看,满足 这一条件的，只可能是帕木竹巴政权及其领导者。

帕木竹巴政权是以宗教为基础的地方政教合一政权，它崛起于元末，经 由大司徒绛曲坚赞苦心经营，后逐渐强大并最终击败了元王朝曾极度倚重 的萨迦派,俘获萨迦本钦旺尊，获得藏地统治权。帕竹地方政权自明朝开国 以来，就与中央政府关系紧密。早在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即封帕竹领袖 章阳沙加为灌顶国师，后又设帕木竹巴万户府。其后继承者续封灌顶国师， 授印信并厚赐。后帕竹第五任第悉扎巴坚赞，于洪武十八年（1385）掌握地 方政权，二十一年（1388）被封为“灌顶国师”。②永乐四年（1406）,帕竹的灌 顶国师被加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璃纽玉印，白金五百两，绮衣三袭，锦 帛五十匹，巴茶二百斤”③。在明代官职分类中，灌顶国师是给予宗教人士的 封号，而封王则表示了对其世俗权力的肯定。阐化王是明王朝第一个在藏 地封授的教王。而将该教王封号赐予帕竹政权领袖，可以说颇有用心。因

为在此之前，依大司徒绛曲坚赞规定，第悉继任者须为僧人出身。而明廷对 扎巴坚赞的赐封无疑是对其政教合一、由僧人掌管世俗权力的肯定与扶持。 对此，藏文文献《西藏王臣记》中也有记载：“其后，永乐皇帝还颁赐扎巴坚赞 金印，后又颁赐水晶铃印及授权职封诏书。从此藏王扎巴坚赞的美名，响透 天界……所有藏中人士，莫不有口皆碑，都称藏王扎巴坚赞是大法王。”①帕 竹势力在藏区的发展达到巅峰。

而另一方面，宝剑这一重要法器与文殊菩萨有着密切的关联。实际上， 宝剑一直是文殊菩萨的两大标志之一。而文殊师利菩萨在中国住持显圣的 道场就是五台山。五台山自唐代以来一直是佛教圣地，受到佛教信徒的朝 拜。而五台山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显、密教派并行，青、黄寺庙并存， 僧、俗信众相互依存。②自元代开始，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至明朝时期更 是有高僧频繁往来于此。永乐时期，大慈法王释迦、大宝法王德银协巴、大 乘法王等藏密高僧都曾先后多次前往五台山，明成祖还在大显通寺设置过 僧纲司，专司接待，对此《清凉山志》中均有所记载。③明代皇帝大都对五台 山藏传佛教非常尊崇，不断在此修建寺院，护法敬僧，封授尊衔等，这些都促 进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藏传佛教包括萨迦派、嘎玛派、格鲁派僧人也 都纷纷往五台山弘法。

而在藏传佛教中，文殊菩萨有诸多人形化身，如赤松德赞、萨迦班智达、 宗喀巴和隆钦巴等，他们都有莲花托着宝剑和经书的标志出现过。④特别是 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据说和五台山有渊源，“土猴年末，即元顺帝至正十六 年丙申（1356）,宗喀巴父于梦中见到汉地五台山来的一位僧人”⑤。而《宗喀 巴大师传》中明确记载：“宗喀巴大师转生在五台山，以班智达（学者）的形象

三、剑村复制永乐宝剑记述

笔者对于永乐宝剑的向往由来已久，对于 复刻永乐剑的愿望也酝酿已久，但苦于缺乏该 剑的详细资料而一直无法进行。直至2010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好友在英国工作，特请好 友专程前往皇家军械库博物馆，拍取了大量永 乐宝剑的照片。照片中，永乐宝剑夺目生辉，大气凝重，这促使笔者最终下 决心复刻这把流失海外的传世名剑。

第一次复制永乐剑时，主要是参考好友从英国拍摄回来的照片资料。 复制品在结构上与原物基本一致，但细节略有不同。如英国藏永乐剑的柄 与剑身是一体的，而剑村的复制品则是分开的，剑刃造型也有改变。由于第 一次尝试打造永乐宝剑，尽管有文献记载相应的大概尺寸，但原品毕竟远在 大洋彼岸，且价值连城，根本无法上手把握，故很难把握各种具体细节与尺 寸。因此，只能在照片基础上绘制图纸，并放至1 ： 1尺寸，再做一些木样来 不断推敲各种具体尺寸。除此以外，永乐宝剑的装具是整体雕刻、一体成型 的，其工艺复杂程度非常之高，装具上需要雕刻的地方繁多且复杂，又要求 细节精美紧密。就装具的制作难度而言远超一般宝剑的锻造，这些都是对 复制工艺的极大考验。

此次复制所采用的工艺和原品几尽相同，均运用传统螯刻工艺，全手工
雕刻剑装上的各种纹饰。其中，剑首采取浮雕工艺，直接套接在剑柄上。剑 鞘为木胎包裹黑皎鱼皮，整体封边，这一工艺藏语称“曲扎”，在高级别的藏 刀中颇为流行，装具

制作装具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护手是立体雕刻的，整体比例上就 很难把握，打出一个感觉不好，又要重新调整比例大小，不断调整。仅护手 前后就做了三个雏形，最终第四个才确定比例大小都可以。剑鞘因为是一 体雕刻镂空，制作起来也是异常困难，需要先做一个木鞘胎，再根据木鞘大 小用铜板全手工敲打出整体的剑鞘素形，再把铅加热化为铅水灌入剑鞘中， 再根据原物照片画上相应图案，并开始寥刻。之所以灌铅是为了在雕刻时 铜板内里有支撑，以便于加工，但整个剑鞘灌满铅有二十多斤重，这给雕刻 造成很大麻烦。其中，剑鞘上的一些精致图案需要分为三四层来进行寥刻, 要使用十余种工具，一刀刀慢慢蟹刻，最终方可把图像细致刻画出来。待刻 好图案后，再加热将铅熔化倒出。这样一体的剑鞘就刻出来了。仅剑装的 雕刻就用了五个月的时间。

使用皎鱼皮包裹剑鞘木胎同样遇到难题。包裹用的生皎鱼皮，干的时 候异常坚硬，需泡水一小时左右，才会完全变软使用，但鱼皮泡水发胀的尺 寸会因为泡水时间长短，皮革自身的个体差异等而发生变化，这导致包裹后 整体膨胀变大。这就需要将鱼皮包裹到木鞘上后，用棉绳再整体缠裹剑鞘， 并放置于室内缓慢阴干，待鱼皮自然收缩。但是，若计算不准，接缝处很容 易因收缩而出现缝隙。于是，包裹鱼皮时这个接缝的余量就需要非常精准 地测量，等鱼皮完全阴干后，缝隙处方可准确合拢。这个技艺需要在几百次 的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才可以最终掌握。

当剑鞘鱼皮包好，装具雕刻也完成之时，就要将其安装起来。这是另外 一件伤神之事。因为铜装雕刻后，装具会收缩的。这又要很好计算出两者 的收缩比例了，最终两者能够刚好结合在一起。这其中我们做坏了五支木 鞘，最终做到了两者的完全结合，恰到好处。

尽管永乐宝剑的原品是一把服务于宗教活动的法器，仪仗性很强，且其 刃身为后期补装，但国外学者对其刃身进行考察后得出，永乐宝剑的刃身仍 然为使用大马士革钢制法锻造而生的优质铁剑。为了获得同样优异的金属 特性，笔者依照古法采用龙泉草钢为原料，以手锻百炼钢的方法和渗碳工 艺，对剑身剑刃进行了精细的折叠锻制，折叠层数为36000余层。由于采用 古法锻打剑刃，用铁英提炼得到海绵铁，其杂质较多而无法直接使用做剑 刃，故要经过折叠锻打来进行提纯。整个过程需不断渗碳，直到炉火纯青， 百炼成钢。这个过程是锻造过程中最辛苦也最需要技术的部分，成功与否 多凭锻打的经验以及对炉火的把控。铁与铁的黏合要看火候，温度高了铁 又化了，温度低了又无法黏合。需恰到好处之时，锤锤擂动，方可淬成。如 果其中任何一层出了问题,就会出现夹灰，整剑亦成为次品。在这把永乐宝 剑锻打剑刃的过程中，就有数把次品出现，最终成型的剑刃是在打好的六把 剑胚中精选出来的。

永乐宝剑的原品剑刃为锥焊 百炼钢四面剑刃。复制过程中， 笔者将剑刃改为制者更为擅长的 八面凹磨剑刃。剑刃为全手工凹 磨，大血槽镜面精研，两刃磨霜 雪。八面凹磨剑刃性能优良，且 手感顺利，精磨剑刃后全剑两刃 发白，中间发青光，剑刃花纹亦绚 丽生动，是龙泉宝剑制作中难度 最大的“霜雪龙泉”状态。复制的 永乐宝剑的热处理采用龙泉最传 统的七星井水进行淬火。其剑刃 硬度大致在57HRC左右，剑心硬 度大致在45HRC左右，可轻松砍 断八枚累叠的铜板，或八号铁丝。

从锻打剑胚到最终挑选出上 佳者研磨完成，前后大约8个月时 间。而复制这把明永乐宝剑总共 花去笔者近16个月时间。其间多 少曲折艰辛，只有自己明白，无法 用言语来表达。但每每劳累终日 之后，受挫沮丧之时，我便静坐于 电脑前，不断审视这把传世名剑 的种种细节，总是会为数百年前 刀剑匠人们精湛的工艺所折服， 所震撼，亦深感自己在制作工艺 上的不足。

古人云：“敛小勇以养大勇

也。”为了中国刀剑文化的复兴， 复制永乐宝剑等传世名剑，不但 是当代刀剑人的责任所在，更是 中国刀剑文化得以发展的必由 之路。近些年来，刀剑收藏与制 作在中国逐渐走热，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关注中国刀剑文化。但 是受中国刀剑文化自身研究水 平的限制，以及流行文化与侠义 文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大量的 当代刀剑制造，不依照历史，随

意杜撰与篡改，这不但影响了中 国刀剑文化的复兴，也混淆了大 众的视听，从而扭曲了中国人对 中国刀剑的认识。因此，我以 为，中国刀剑文化的复兴首先需 要从根本上复原中国古代刀剑 的经典制作方式及其作品。然 后，在复原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创 新。我复制这把永乐宝剑，就是 在如此的心境下进行的。尽管 我深知我的作品仍存在诸多不 足，但每个缺陷都是促使“剑 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动 力，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 力，为中华刀剑文化的复兴添星 火之力。

—、弓言

武术是中国民族体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如此重要，乃至在很长时 间里，“武术''一直充当着中国民族体育的代名词。尽管如此，有关武术的定 义、内涵、表现形式等诸多概念与概念范畴，时至今日仍存在争议，有许多需 要商椎的地方。

本文就武术概念的变迁与发展进行深入探讨，试图理清中国武术现代 化发展在认知层面的基本脉络，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与范畴进行梳理。这不 但是为了进一步读懂近百年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中，作为中国传统身体练 习方式的武术与以竞技运动为代表的现代体育之间的关系，也是为了更好 地理解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转型和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期望以此为民 族体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树立相应的概念坐标。

二、从“武艺”到“武术”

今天谈及武术，总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来形容它。尽管“武术”一词出 现很早，但在古代一直用来形容军事技能与军事实力，所谓“偃闭武术，阐扬 文令”①。“武术”作为对以搏斗、对抗为主要构成内容的传统身体练习方式 的统称，其确立与普遍使用则要晚很多，至明清时期的相关文献中也不常 见。相对应的，在各种古代文献中，“武艺”一词最为常用，而且主要是指个 人的军事技能水平。《三国志-蜀志-刘封传》曾用“有武艺,气力过人”来 形容刘封。《宋史-列传》中描述苏辙的好友、进士巢谷时，也说他“素多力， 见举武艺者心好之，遂弃其旧学，蓄弓箭，习骑射”②。在《武经总要》、《纪效 新书》、《练兵纪实》等各种古代军事著作中，“武艺”也同样普遍出现。由此 可见,“武艺”所涵盖的技能范畴不但包括徒手与兵刃的武艺技能，还有马上

颜延之：《皇太子释奠会作诗》，《昭明文选》，中册.卷二。，31页，北京，京华出 版社,2000。

脱脱：《宋史》，卷四五九，《列传》，第二一八,134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与徒步之分，而且多与国家军事相挂钩。当然，“武艺”也同样广泛用于民 间，顾炎武在诗中形容少林寺时，就曾写道：“颇闻经律余，多亦谙武艺。”

因此，在概念定位上，“武艺”是一个被普遍认同的上位概念，其概念范 畴比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武术”概念要大很多，内容也更为丰富。如果按技 术难度、杀伤效率与保障成本粗略划分，古代“武艺”依次大致应为投射武 艺、马上武艺、长兵器、短兵器、徒手技术等。这可以从古代所谓“十八般武 艺”的说法中一窥端倪。在徒手武艺中，“拳”字的使用频率最高，如“宋太祖 三十二势长拳”、“温家七十二行拳”、“猴拳”、“国拳”等。由此可见，“拳”在 武艺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基础位置，如戚继光所言：“大抵拳、棍、刀、枪、钗、 钳、剑、戟、弓矢、钩镰、挨牌之类，莫不先由拳法活动身手。其拳也，为武艺 之源。”同时，“拳”也表现为“三十六合锁”、“吕红八下”等特定技术类型的 徒手武艺。在“拳”之上，兵刃则以“马家枪”、“少林棍”等命名方式为代表， 以突出相应的兵刃类型。

通过对文献的广泛检索发现，“武术”一词的大量使用在清中后期，且集 中在以《七剑十三侠》、《三侠剑》、《雍正剑侠传》、《绿野仙踪》等为代表的清 末侠义小说与狭邪小说之中。这些小说多源于民间，书中不免夸张虚玄、光 怪陆离的内容，但这些民间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社会场景与日常生活细 节的描述丝丝入扣，颇为写实。如《三侠剑》中曾描述：“大少爷丁龙、二少爷 丁虎正在习练武术。丁虎说道：'兄长，你看这三百六的制子石，我举之毫不 费力。'丁龙说道，你看这大力弓，我能拉十八起落。'"③再如，《七剑十三侠》 在描写侠士周仿时写道，周仿“祖上也是功臣之后，到了湘帆手里，他就学做 商贾，在西门外开个瓷器铺。只是癖爱武术拳棒，小时便喜拖枪使棒。他父 亲在日，见他年纪虽小，臂力过人，便延请名家，教他武艺。湘帆生性聪明， 一学便会。到了弱冠之年，从七八位有名大教习，学得一身武艺，纵跳如飞，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上册，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成继光：《纪效新书》，卷一四，《拳经捷要篇》，1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张杰鑫：《三侠剑》，1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 拳法精通，十八般军器件件皆能，尤善用飞刀"①。此类描述从侧面说明，“武 术”一词当时在民间已很普及，且深受军旅武艺影响。上面描述中的“大力 弓”、“制子石”、“教习”等词皆与武科考试相关。所以，“武术''与“武艺”有时 被混合使用。

从这一段描述中，我们可大致看出，“武术”所指尽管与“武艺”相似，但 似乎存在专业程度上的差异。其中，“武艺”仍多指军旅武艺，而“武术”则相 对民间、业余。当然，二者的本质仍旧相似，都强调高对抗性，看中生死胜 败，仍旧是服人之术、杀人之术。或者说，在武术“练”与“打”这两个主要组 成部分之间，武术概念仍与“打”紧密相连。但与“武艺”一词所隐射的制度 合法性所不同，更倾向于民间概念的“武术”受社会制度、道德伦理等的制约 必然更为严苛，特别是国家对兵器的严格管控，以及应用环境与强度的不 同，促使它往往以徒手的“拳”为依托，但其终极形式则仍旧是各种兵刃 器械。

为什么“武术”一词是自清中后期逐渐崛起？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武艺人”社会结构复杂，武艺文化在历史演进中呈下沉趋势。军 旅武艺民间化发展导致“武艺"的概念最终弱化为“武术气

某种意义上，以儒家“六艺”为代表的中国精英武文化，在先秦就已成 型,后随着文化的不断沉淀而逐渐下移，汇入民间。春秋时期，军队系统主 要由贵族构成，对武艺在技术与器具上的垄断,使其成为专门与特殊的一个 领域，这也是马明达先生提出的“军旅武艺”时代的初始。②战国以降，这一 格局发生转变，文武兼备的人格追求随士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民间武艺进 而崛起。尽管部分民间武人仍保有些许古代封建贵族的侠义情怀，但社会 精英层已文武分离，重文轻武的苗头凸显，武人的社会与文化地位日渐下 降，甚至一度成为被边缘化的人群与技能。至唐长安二年（702）武举制度确

立，习武作为一种技能型职业并入“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上升机制，这不但在 制度上确立了武艺发展的大方向与武人社会地位的合法性，同时保障了武 艺在社会结构中的流动性。

然而，以“军旅武艺”为主导的武艺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武艺人”仍 存于民间，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结构。其中既有退伍军人、看家护院的庄 客、保镖，有行走江湖的卖艺人，有打家劫舍的匪徒、强盗，也有纯粹出于爱 好而习£的闲汉公子、老爷。他们身份千差万别，在社会分层中所处跨度极 大,社会流动性也很大。这一复杂性对于武艺的传播与交流有所助益，在大 趋势上也促成军旅武艺的民间化发展。这不但使“武艺服务于国防”的主导 价值弱化与其他附属价值的相对强化，更使其在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场域 时被适时拆解、变形，乃至简化。因此，在形式上，“武艺”貌似更加丰富，既 有“武”，也有“舞”,甚至还有“巫”的内容，但付出的代价则是文化定位的不 断模糊与泛化。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趋势导致了武文化从“艺”到“术”的 变迁。

这一变迁从词义上也可以获得佐证。从文字来看，“艺”是指那些具有 形而上追求的技能，而“术”则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如《后汉书-伏湛 传》谈及“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后 世李贤注解曰：“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不难看出，“艺”在文 化定位上要高于“术”。所以，武艺概念的发展，弃“艺”而择“术”，显然是发 生了文化下移。

其次，火器的崛起从根本上致使“武艺”衰落，加快了其向“武术”弱化的 速度。

在冷兵器时代，士兵作为战争最基础的构成要素，“武艺”高下往往会对 战争产生关键影响。然而，这一影响在火器出现时就被不断削弱，其直接结 果是使以体能与技巧为重心的传统军事训练迅速过时，大量军旅武艺被淘 汰、荒废，旧的军队编制也随之发生变化。大量传统军旅人士只得走向民 间，从而拉动民间武艺的发展，并进一步加剧“武艺”向“武术”的弱化。

这可以从另一个有趣的例子上看出来。

自宋元以来，民间常将专门从事武术职业的人，或在武术上取得一定造 诣的人，称之为“把势”。“把势”一词的来历非常有趣。据张清芳先生考证， “把势”一词最初可能源自汉语“博士”一词，后传入周边少数民族语言中。 经由蒙古语“pakci”再次回流中国，借词为“把势气 其蒙古语的本意为“老 师”，亦可引申为“带头的人”、“擅长某种手艺的人”等。①“把势”一词自元代 开始就经常出现在各种文献中。如《全元杂剧》中就有“若是我老把势展旗 幡立马停轸，着那俊才郎倒戈甲抱头缩项”②的唱段；而《西游记》中，孙悟空 每每打探妖怪实力时，也会使用“还是个把势，还是个雏儿”③的句子来形容 妖怪的法力强弱。明代以降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把势”开始大量被用以形 容武艺、拳师。如明代佚名章回小说《英烈传》中写道：“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俞三官，你何故不做个把势我们看看。”④在后来的《康熙侠义传》、《三侠剑》、 《隋唐演义》、《小五义》等清末演义与侠义小说中，“把势”一词则更为频繁出 现。《三侠剑》中则将民间开设的较拳场所称为“把势场”。⑤《隋唐演义》中 形容秦琼的枪鞭武艺时，也说“他在齐州当差时，不过是江湖上行教的把势 野战之法”⑥。

然而，武艺、拳棒手并非“把势”一词的唯一寓意。在《海上花列传》、《冷 眼观》、《九尾龟》、《绿野仙踪》等诸多清末“狭邪小说”里，“把势”一词也经常 被用来形容包括打手、妓女、嫖客等在内的其他职业与身份。从这些形形色 色的使用方式上可以看出，“把势”所描述的对象往往是身处社会结构中相 对边缘的群体与职业。这无疑与社会对武术人才这一群体的心理认知有直 接关联。人们谈及武术，总会下意识把它与暴力、强制、不平等这一类词相 结合。同时，受从业特性所限，许多民间拳师也并无固定职业，往往应时务

在民间的武术传播中，“把势们"喜好借助各种扣人心弦的个人经历、玄 虚莫测的师承关系或超越常人的特殊技能，来彰显武功，树立威信。这些故 事与传奇，是否为受众所相信并不重要，其口耳相传的传播模式使之成为传 播和塑造某一人物或其武艺流派的重要方式。其中，夹杂有大量神秘主义 与超现实的内容。事例之多，时至今日仍不胜枚举。总体来讲，都是武术文 化下移后所形成的泡沫化发展。这一泡沫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被吹至最 大。在文学夸张与非科学认知的双重力道下，武术神话被喜好者们一再演 绎、放大，风烟云雾之间，推上了超自然、超理性的神坛，毫无制约地继续膨 胀，直至时代变革的脚步声，惊醒了这早该觉醒的清梦。

三、从“武术”到“国术”

如果说“甲午海战”证明了仅从技术上效仿西方根本无法挽救老朽的中 国传统文化,那么时隔六年后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则可看作中国传统文化在 身体层面，抗拒交流、抵触现代化的一次绝望而近乎愚昧的行动。其惨烈近 乎悲壮的命运，与“甲午海战”相同，都是时代抉择的必然结果。

“拳乱”巨大的文化与物质破坏力，致百姓遭殃，国难愈深。但从武术的 层面来讲，义和团运动将神秘主义泛滥的武术打回原形，使人们看清了武术 的实际状况。那些将无知与愚昧演绎至极致的义和拳师们，在现代兵器面 前毫无抵挡力，这种悲惨现实击碎了大部分人长时间以来对武术形成的迷 信，加剧了社会对这种旧时代文化的失望与鄙视，最终促成以超自然、超理 性叙事为传播范式的民间武术结构的第一次崩溃。此后很长时间中，武术 都处于低迷且弱势的沉寂状态，国人提“拳”色变，打拳、练武成为很多人避 之不及的恶行。这对于民间武术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可以说完成了一次 时代使然的残酷筛选与淘汰。直至清末民初，搭着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思 潮的顺风车，武术方再次回到社会主流视野之中。

清末民初“武术”概念的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初 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这是武术的恢复期，也是武术的兵操化发展期。 “武术”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概念。第二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至新 中国成立初期。这是国术概念的成长期，也是武术的竞技运动试验期。“国 术”是这一时期的关键概念。

1.武术的兵操化发展期

20世纪初始，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快速传播，军国民主义思想随之 兴起。“呜呼！今日之世界，固所谓'武装和平'之世界也。柔脆无骨之人， 岂能一日立于天演之界？”一些人开始重新审视武术。1908年，《东方杂志》 就曾刊文《论今日国民宜崇旧有之武术》，批评国人“轻视旧有之国粹”，呼吁 用“固有之武术，俾可振肌耀魄”。①这一过程中，效法西方兵操对武术进行 改良，成为20世纪初期武术在民族主义推动下重获新生的主要契机。一些 现代教育家与武术家意识到，武术套路演练与体操在运动类型上的相似性, 武术套路只需在节奏、动作规范、口令等方面适当调整，即可充当本土化的 兵式体操。这一认识的产生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如何重新看待和界定武术 产生深远影响。

某种意义上，以体操为蓝本的现代化改良使武术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将 其从以往的“服人之术、杀人之术”向以提升体质、强化民族精神的“健人之 术、育人之术”转变。这是武术这一传统身体练习方法接轨现代文明，借由 体操进行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一步。大量新兴武术套路，特别是适合普及教 学的武术拳种在这一时期涌现。这其中以民国期间最为流行的十路弹腿为 典型，十个小套路均为长度适宜、结构简单，适合普及教学的动作组合，且在 后来的教学传播中获得不断调整，从而涌现出包括大战拳、武松脱铐拳、六

《论今日国民宜崇旧有之武术》，《东方杂志》，第五卷，第6期，转载自《神州日 报》，99 — 1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08。

路弹腿、对练弹腿、十二路弹腿等一系列套路。这些名为武术实为体操的产 物，可以说是武术现代化的第一批产物，为武术在近代中国的再次崛兴做出 巨大贡献。①实际上，目前可知的许多武术拳种及其套路均产生在这一 时期。

另一方面，武术体操化受日本影响很深。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 发展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教育，均主要借鉴日本。晚清“壬寅学制”与“癸卯 学制”实则也都是日本学制的复制品。据不完全统计,1896-1912年，赴日 留学生达43000多人，1905年当年赴日留学生达8000人，军事、师范为最热 门的专业。②其中，尤以日本现代柔道之父、近代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所 创办的宏文学院人数为最多，该校体育课程均以日本化的德国兵操为主，也 包括诸多日本武道的内容。③因此，当时许多提倡发展武术的人，都曾有过 留日背景。他们的主要做法就是借鉴日本经验，通过武术的现代化教育来 推动其现代化发展。

徐一冰④曾在1914年《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倡议各级学校 “亟应添习本国技击一门”。他认为武术能“行之于学校，即我国最古最良之 体操术”，因此武术完全可以纳入体操科目中，从而“保存国技之菁华”，达强 种强国之急务。⑤在山东大搞“中华新武术”试验的直系军阀马良等人，则于

马廉祯：《弹腿源流初探》，《回族研究K2011年第2期。

卫道治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13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萧冲：《清末留日学生对欧化的日本体育传入中国所起的作用》，《体育文史》, 1987年第3期.9-10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7。

徐一冰（1881—1922）,中国体育教育家。又名益彬。浙江吴兴人。自幼喜武， 常习射、角力。1905年进日本大森体操学校。1907年毕业回国，在上海创设华商体操 会、上海体操游戏传习所，并任教于爱国女校、中国公学、湖州旅沪公学、民立中学等校。 当年冬与虞洽卿、徐傅霖、王季鲁等人共同创设中国体操学校，曾任校长。1915年在家 乡创办“贫儿教养院”。在教育活动中，注重体育，尤重体操、游戏教学，力主革除兵式体 操，并致力于体育宣传和体育师资培养。曾创办并主编《体育界》、《体育杂志》等刊物。 著有《徐氏体育学》、《体育原理》等（廖盖隆等主编：《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上 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徐一冰：《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体育杂志》，1914年第2期。

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召开之时，促成军国民教育施行方案中增加“各学 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令“各学校教科书，宜揭举古今尚武之人物……各 学校应表彰历代武士之遗像，随时讲述其功绩”①。后又促成其《中华新武 术》系列教材通过教育部审定接纳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参考教材②，并通过议 员王讷等迫使众议院通过《推广中华新武术建议案》。③到1919年，教育部 召开中学校长会议，进一步议决通过《请全国中学一律添习武术案》。④这一 系列动作，都是试图通过将武术纳入现代教育体系，来推动武术现代化的举 措，这也使马良及其“中华新武术”成为中国武术“体操式”现代化改良最重 要的角色。

中华新武术可以说是晚清新军训练中“中体西用”的产物，它是在参照 德式兵操的编排与练习方法之下，对中国武术改良的一次尝试。它的萌发 与成长，经历了晚清至民初的时代变革，对于本土体育走出中世纪、迈向近 代化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立足点是对民间武术有所改革，推陈出新，使之 成为中国自己的体育内容，并与西洋体育分庭抗礼。概括而言，一是遵循删 繁就简的原则，将门派丛生、套路繁杂的民间武术简化为拳脚术、棍术、剑术 几个代表性科目；二是依据山东、河北的武术传统，将摔跤纳入“新武术”中， 以弥补传统拳术没有制度化赛制的缺陷；三是仿照西式体操的训练模式，使 之摆脱旧式的师徒传授方式，转而进入学校，求得规模化的教学效果。⑤今 天看来，马良的做法尚有诸多不足，理论上有不少陈旧乃至虚妄的东西。但 客观地说，新武术本质上具有传统武术向现代转型的试验性质，在一定程度 上开启了后来张之江“国术”的先河，可以视为近代中国武术主动走向体育 化的起点。而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将“武术”一词推至前台，通过教材 与法案的途径，使之成为世所共知的统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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