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在爱剑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剑”的防范，制止民以兵举事。 在夷平六国，统一称霸后，虽然秦已具有“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 弯弓而报怨”的虎威，但是为了确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秦始皇还是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过 秦论》)。在“收天下兵”的举动中，秦始皇不仅剥夺了平民“用兵”的权力 (以至于陈涉揭竿而起时只能“斩木为兵”），而且也将“用兵”作为统治者 的专权。秦始皇对“兵”钟爱和防范，也成为后来统治者处理“兵”(禁武、 禁止私藏武器)的经验模板。

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二月，下诏给各路，设立专局制造兵器， 并且规定私造的处死刑；民间所有的兵器，不交给官府的，与私造同 样处死。至元二十二年（1291)五月，分汉地及江南民间交给官府的 弓箭和兵器为三等处理：下等的销毁；中等的给就近居住的蒙古人； 上等的存库，归行省、行院、行台掌管；没有省、院、台的归在职达鲁 齐辉和尔（官职）回回掌管，汉人、新归附的人虽居此等官职的不得 掌管。二十三年（1292)下敕各处，凡汉民手持铁尺、手挝及有刃的 仗，都要交给官府。二十六年（1295)四月，禁止江南和诸路民间带 弓箭和兵器，犯禁的编入军籍。武宗至大三年（1310)三月，又严禁 汉人私藏兵器，英宗至治二年（1322)正月，禁止汉人手持兵器出猎 及练习武术。泰定帝泰定二年（1325)七月，又禁止汉人私藏和手持 兵器，规定有军藉的汉人出征时发给，出征回来就要交还，顺帝至正

三年（1343)四月，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手持兵器；至正五年

(1345)又申告这个禁令(《续文献通考》卷一三四兵）。

清将《武备志》列为禁书之一，不许私藏（清乾隆《禁书总目》）。

秦始皇对“兵”和“用兵”的理解，也是拜将、命将出征仪式的主旋律。如 公元前484年，吴鲁两国联合于艾陵大败齐军。将战，吴王夫差赐鲁叔孙 甲、剑和铍，并勉之曰：奉尔君事，敬无废命(《左传•哀公十一年》)。《汉 书•高帝纪》:“汉王齐戒设坛场，拜信(韩信）为大将军，问以计策”；1911 年11月3日，黎元洪举行拜将仪式，向黄兴授战时总司令印、旗和剑，等 等。在拜将仪式中，剑就像春秋战国时期的虎符，成了军事统帅的象征。 其中，王者赐剑的军事授权行为，也使所赐之剑化约为对千军万马的指 挥权，将者所持赐剑非刺杀之剑而是“统领三军”的军权。

除了出兵之时将军事权力暂时让渡给将军，王者还以御用兵器，赐 予元老重臣，赋予在外先斩后奏之特权。《魏书•奚斤传附从孙兜传》记 载有大臣出征持御剑的事例:“乌侯子兜，世祖时亲侍左右，随从征讨，常 持御剑”，并逐渐演变为将军出讨和钦命大臣巡察前御赐尚方宝剑之“规 定动作”。在御赐尚方宝剑行为中，为应付地方变乱，王者不得不委托他 人代行专断、专杀之权①;以尚方宝剑指代王之所授专断专杀之权，一方 面该剑仍具有剑之斩杀功能，但是又以专杀不尽责的官员大臣与原先斩 杀敌人的兵剑相区分。另一方面，出讨将军和钦命大臣在接受王者之托 后还可以将尚方宝剑以及其中的生死予夺之权转托他人，像火炬接力一 样，将王者的权力火种传递下去。“明年二月，总理马世龙畀所赐尚方 剑，令率参将王承胤、张叔嘉、都司左良玉等伏玉田枯树、洪桥，鏖战有 功，迁参将”(《曹文诏传》)。再者，作为王者化身，集生死予夺之权的尚 方宝剑，也可以决定臣之生死，赐剑使之自毙，如吴王赐武子胥剑、越王 赐文种剑、秦王赐白起剑。这种决定臣死的方式，一方面以诏书和剑的 出席代替了王者的到场，以罪臣的自刎，强化了王者的权威；另一方面，

王者又以退居幕后、远距离的间接作用，避免了目睹血腥之凶，缓解了君 臣间难计其数的历史记忆的干扰。

另外，由于对“剑”的矛盾心态，在授予钦命大臣以生死予夺之权时， 王者又以适用范围的圈定，将尚方宝剑的生杀权分解为多人、锁定于特 定对象，以防止受托者的僭越，并进一步重申尚方宝剑中的权力是暂时 性让渡和局部委托。“及晋受禅，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 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 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江左 以来，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导等权重者乃居之”(《晋书•职官志》)。同 时，我们也可以从王者以假剑赐臣再睹其对剑的矛盾心态。在假剑赐臣 行为中，既要以剑赏赐臣之功，又对剑之真进行百般处理，以“包金裹银” 表征其价值，又以无刃甚至将剑与鞘焊接与剑之真保持距离。如李世民 为奖徐懋功开国元勋之功，特赐“功德剑”;从昭陵陪葬墓中出土的徐懋 功的剑可见，此剑包金裹银，装饰华贵;但却拔不动、抽不出，剑长约一米 多，鞘分三段，焊接而成。鞘中间是一根直径约1.5厘米铜棍，从剑柄穿 入剑鞘，柄首和鞘口紧紧地焊在一起，柄首上有镶金花纹的痕迹。①

第三节充满社会意义的剑

在《七国考•秦器服》中，明清间学者董说根据不同的使用目的而将 “带剑”一分为二:“一佩剑，所谓衣冠带剑是也;一兵剑，持以相格杀者 也。”剑之佩带，使剑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形成丰富的社会意义;也使原 先人与剑的关系，演变为人与人的关系。

纹刻杜会等级的佩剑

原始时代，剑既是格斗卫体的武器，也是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剔割器

具，成为人们须臾不离的工具。由于带剑者多为氏族成年男子，带剑之 举也渐渐成为孔武有力的标志，并具有佩饰意义①，进人礼仪范畴。像官 服一样，在晋见、出使、重大场合，佩剑成为正规的、官方行为的必需。公 元前595年，因宋国杀了楚国使臣，楚庄王气得一甩袖子跑出宫出兵亲 征，随从追到院中穿上了鞋，追到寝门佩好剑，追到市场才登车。“投袂 而起。履及于窒息，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左传•宣公十 四年》)。秦简公六年，秦国将官吏带剑作为一项制度。汉承秦制，仍尚 剑，官吏带剑，汉武帝时有丞相魏相对吏员带剑甚为苛责，未带剑者奏事 时需借剑方敢进入;魏尚剑、晋尚刀；六朝、唐代刀剑并用，“既佩刀又佩 剑，可谓刀剑并重之时期”，《春秋繁露》曰：“剑在左，刀在右，剑在左，青 龙象也”;明仍视剑为军官之佩兵。©

作为重要场合的佩带，王者将其对剑的爱外化为对剑的装点之举。 他们于剑之首、茎、格、身用尽了心思，在雕刻花纹、兽面纹、几何图形的 同时®，也以绿宝石、金银丝、金块等装点剑室(鞘）®，使剑的外观更为精 美、价值更为高昂，进而显示其身份地位。“世之人主，皆以珠玉戈剑为 宝。”(《吕氏春秋•侈乐》)东汉出现了玉具剑，晋代之以木，隋则明文规 定了与官品匹配的所佩之剑为：“一品，玉具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 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名号侯虽四品、五品，并银装 剑，佩水苍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则像剑。带真剑者，人宗庙

及升殿，若在仗内，皆解剑。一品及散郡公、开国公侯伯，皆双佩。二品、 三品及开国男、五等散品名号侯，皆只佩。”唐代剑佩铿锵，宋元以后成为 个别皇室显贵的玩物，佩剑之风不再流行。①在官员通过玉、金、银的装点 区别等级的同时，缠绕剑茎的丝绳又成为士与贵族的身份象征。如击剑 而歌的冯驩，他的剑茎即以非丝非麻的蒯进行缠绕;其剑也因此被称作 蒯缑，而别于用丝或麻缠绕剑茎的缑。对此，周纬总结道，“剑之愈古 者，……专以刃为重也。剑之次古者，则各部渐多刻画修饰，……降至汉 以后之剑，则几于专重柄格与鞘之装饰，用以炫人，而刃质反逊色矣”。©

在将带剑作为官服一部分的同时，王者又唤起对剑的防范之心，制 定了带剑不得近至尊的礼仪。《春秋公羊传》卷十五载:“赵盾已食，灵公 谓盾曰：‘吾闻子之剑，盖利剑也。子以示我，吾将观焉。’赵盾起，将进 剑，祁弥明自下呼之曰：‘食饱则出，何故拔剑于君所’。”汉初，因群臣在 宫殿里宴饮时“争功，醉或妄呼，按剑击柱。上患之”(《史记》卷四十三） 而恢复秦制，晋见皇帝时不佩剑(《舆服杂事》:“汉仪，诸臣带剑至殿阶, 解剑”）。这一朝仪一直延续到宋代，甚至达官贵人府第也不能随便佩剑 出人。在“带剑不得近至尊”的限制中，王者还以特许，进一步强化了带 剑以及其中的权力（一方面，以“庶人有事带剑，无事不得带剑”将带剑作 为贵族的专利;另一方面，又以带剑见君丰富了王之赏赐。如刘邦赐萧 何上殿带剑、不脱履、入朝不用急走，后来董卓也有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的特许）。对剑的防范也表现在剑的授受礼之中，进剑者要将剑首朝左 双手捧剑(《礼记•曲礼》:“进剑者左”），一则便于受剑者右手接柄，二则 使进剑者无有行刺之嫌(便）。后来，佛学又将剑之横递转换成庙宇韦驮 像降魔杵的横竖处理，并借此传达不同的信息:横放代表该庙宇实现“三 包”:包吃、包住、包学;竖放则传达这样信息:该寺院只传法，不包“学员” 的吃与住。

进人礼仪范畴的带剑，与著冠一起成为成人仪式的内容。《史记•

秦始皇本纪》对其成年亲政这样描写道：“乙酉，王冠，带剑与成人联 系的带剑，除了恢复先民成年男子的象征,还以不同阶层成熟年龄的认 定而体现出社会的等级。贾谊云:“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 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带剑，无事不得 带剑。”其“随着阶层递减、成熟年龄递增、上下相差20岁”的成人年龄认 定，从“权利/义务”角度来看，既是对上层阶级子弟早日享受成人权利的 给予，也是早日承担社会责任的期待;从教育平等来看，既是对人群同样 生理年龄不同心理成熟程度的反映，也是布尔迪厄所说的不同阶层子弟 因家庭环境等因素拥有的不同的文化资本，以及他们在相同情况下取得 不同发展程度的反映(《文化与权力》)。

浏览72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