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尚武风潮下的武术现代化生产

在引进体操(及后来的体育）作为疗治“病夫”药方时，人们又从“身 体活动”的相似性发现了武术。这样，在社会精英的推动下，武术搭乘体 育快车迈开了步人军队、学校、机关和社区的近现代发展之旅，进行了军 事化、体育化和竞技化的文化生产。

一、武术现代化的军事化生产

(一）教学方式的团体化

武术的军事化生产形成了团体化教学的方式。马良从1901年起 就开始创编、传授“各科新武术，并新武术各科专书”①;他借鉴兵式体 操教练方式，把武术动作分段分节配以口令进行分解教学，以服务于 团体教学之需。传统武术门户师生一对一的个体化教学，在工业化 批量生产思维方式的影响下，采用了体操的分节口令的团体教学。 这种教学方式的转换，表面看来，是武术教学形式由个体而团体的改 变；深层次的问题，是社会精英心中排解不去的工业化大生产意向 (批量生产），是他们对武术“药方”高效复制的期待（或者说，是他们 快速、彻底解决病夫问题的焦虑）。对此，张之江有言，“国术要普及全 国民众，使全国都要国术化，必须以团体做基础”，“要有指挥多数人的 智能……最少以三五百人。” ©这样，团体操练成为近代以降体育教学与 展演的惯习，型塑了体育团体比赛的意识形态，而潜藏于当今各种类型 团体赛(如拔河、各种形式的接力等）热闹场面的背后，弥漫于全民健身 话语之中。③

(二） “军训”:门户教学的新内容

军事化生产也使“军训”成为门户教学的新内容。武术家吴斌楼不 仅认识到技击训练器械的现代转换，“技击术只要在传统技法上加以改 革，就能适应与持火器对手进行搏斗的需要”;而且还针对西洋兵器的特 点(如洋刀比单刀长，且双手使用，而类似武术的小双手带），结合传统武 术的空手夺刀和空手夺小带，创造出空手夺洋刀技术，提炼出“进手进技 法”歌诀，并身体力行地对其徒弟进行夺手枪、夺步枪和夺洋刀的训练。① 可见，“进军队”的近代武术，不仅产生了军事武术，如马良的《新武术》、 马凤图的《破锋八刀》;而且许多像吴斌楼那样的武术家也于拳场进行了 将武术活动转变为军事化训练的活动。

(三） 军训教材的武术化改造

“军事化生产”将武术技术作为军训新内容。在张之江主持下，马凤 图等武术家在西北军手枪队《劈刀十二法》(全套12个动作，左右重复一 遍，连同收刀势合为25式)基础上,融明代戚继光《辛酉刀法》、程宗猷《单 刀法选》等技法，编创简便易学的《破锋八刀》，并配以歌诀八句，一句一 刀：“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钧敌 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 突刺刀”©。这种军事格斗训练的武术化，是近代武术军事化生产的主流 (包括马良的新武术也可谓格斗训练的武术化）。它不仅丰富了军事格 斗训练，提高了官兵的格斗刺杀能力，而且从文化形态上形成了《军体 拳》等。更为有趣的是，戚继光时代，军事将领在血的教训中认识到的个 人武艺与军事胜败的关系(其前，军队重视个人武艺，并将兵器挥舞如飞 的士兵视为英雄好汉;但是当他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败后才逐渐觉 悟到个人武艺与军事胜败的关联)®，形成的“惯勤手足”的定位。在近代 民族救亡中，人们又看到了武术文化多棱体的技击面，并于此一见中国

之希望；同时，在人们将武术多棱体“魔方”转到了技击面时，武术也以技 击的身份进人军营。

总而言之，武术的军事化生产，是人们对孔子以来文士教育的扬弃， 是对西周武士文武教育的复归，是教育“文/武”张力的平衡。这种“文/ 武”张力，在文革期间又表现为教育系统开放办学的“学工、学农、学军” 活动，并于改革开放后以“强调组织纪律性，实施吃苦教育”的军训活动 继承下来。具体到武术而言，军事化生产使一直循“打/演”两条路径发 展的传统武术®，出现了近代以来此起彼伏的“打”之高潮和对武术技击 本质唯一性的强调。

二、武术现代化的体育化生产

(一）“进学校”的教育化生产

在武术现代化的体育化生产中，民国社会精英借助立法手段，按照 体育系统的框图，通过“进人课堂，制定教材，分配教学时数，规定学分， 争取必修”等环节生产武术教育的课程体系。

1915年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制定的《军国民教育施行方法 案》中有“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条款。（国家体委体育文史 工作委员会等编：《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1年版，第5页)

1928年，大学院体育指导委员会在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的提 案《改进体育课程提高体育师资案》对“中学体育师范科课程”的拳 术做了时段时数学分，具体决定：在第一学年中每周一小时，每学期 一学分。（《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第87页）

1932年，袁敦礼、郝更生、吴蕴瑞于全国体育会议提交的《国民 体育实施方案》的“体育课程（国术在内）”规定“大学体育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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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蔡龙云:《我对武术的看法》，《新体育》1957年第2期，第20—21页。

在未经颁布以前，应由各校自定细目试行，每星期二小时；不及格者 不得升级或毕业”。（《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第105页）

张之江于1940年全国国民体育会议上以《拟请由部通令全国大 中小各级学校列国术为必修科案》提议“列国术为必修科，并给予学 分，凡考试不及格者，不准升级或毕业”。（《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 编》，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65页）

1943年崔亚兰在国民体育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在《请 修正师范学院体育学系科目表案》“选修科目表”中将“拳术研究”3 学分安排在第四、五学年中，每学年1.5学分。（《中国近代体育议决 案选编》，第291页）

建国后，武术的教育化生产先是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1952)将武术 列为推广项目，随后教育部（1956)颁布的第一部全国通用《中小学体育 教育大纲》编写了武术方面的内容，1961年规定了每学期武术课时数(小 学6学时，中学8学时）;一些体育学院和师范学院体育系（1957年)把武 术列人教学计划;改革开放以来，在1999年正式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于2000年7月至2001年2月间形成的课程标准初稿中，也对武术做了 明确的规定。但是，从武术教育现状看，中小学生对武术课的热情不高， 教师也多以其他内容取代武术教学，学生喜欢武术但不喜欢武术课，一 些大城市学校和学生热衷于跆拳道、空手道等国外武技。

可见,在解决了认识性问题(论证了武术教育的必要性）之后，武术 的教育化生产面临着实践性问题（即“教什么、如何教”问题）。首先，课 程改革“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要求，将学生对武术的需要作为选取教 学内容、确定教学方法、决定教学组织形式的根据，对此，我们可以借鉴 跆拳道、空手道经验对武术教育进行技击方式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上， 我们可以将学生喜爱的项目，如幼儿的象形拳、少年的双节棍、青年的散 打等，作为教学内容;在教育方式上，从动作规范的技术教学延伸到文化 传播的文化教育(如结合武打片、武侠小说等进行武术教学，从武术解读

中国哲学、军事、文艺、医学等文化）；在教育途径上，我们也可以利用青 少年喜爱的动漫拓展武术教育的阵地(让学生在玩中学，在动作库的组 合中体验套路的创编，在武术动漫游戏中接受武术“拳练千遍”与“冬练 三九、夏练三伏”的执着精神、“转学他师”与“道法自然”的求知历程、身 心和谐发展的武德修养），扩大武术文化的传播渠道。

(二）“进社会”的健身性生产

武术的体育化生产又以“进社会”的形式改造国民身体，进行武术的 健身性生产。第一，人们为武术成为社区体育活动的内容之一和机关的 工间操而呐喊。在1932年全国体育会议《各省市县应以人口为标准限期 成立及添设公共体育场、简易体育场、儿童游乐园，并确定其经费设备以 利民众体育之进展案》议决案中,武术不仅成为（甲级，公共体育场)体育 场运动项目，而且武术教师与体育教师一起兼任简易体育场的指导员①； 张之江在国民体育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的提案《为增进国民体育效率计 势须积极提倡固有体育奠定建国建军万代永固之基础案》中提议，“一、 全国各级学校及全国社会教育机关团体，应列国术为必修课程;二、全国 各级党政军机关团体，列国术为公余运动之主要项目之一”②。第二，人 们规划了社会武术的时间与空间。近代社会精英从时间与空间的纪律 化，描绘了全民健身的蓝图。1943年国民体育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 议《拟定国民保健运动体育部分第一年度实施计划请讨论案》(附件2“运 动项目及标准表”)中，对国民武术活动的标准和时间作了规定，“至少熟 练拳术一套及剑刀或枪棍一套”，“一月一日，骑乘或滑冰或行猎;二月二 日，龙灯及舞狮;……十一月十一日，拳术、摔角”③。他们也从空间上规

划了国民的武术活动，如杨希尧在全国体育会议提交的《请注重全民体 育以救国难案》提案中提议在规定时间里“各界服务人员”须“一体到 馆”，“每日至少以一整时为限”。①通系向人们展现了街头巷里全民体育 的画卷——以巷为单位，“群列户外”；以家长为“组长”，“严格嘱其家长 监视家众”;以闻鸡起舞为考勤，“晨操不到者有罚”。②他们的健身化生 产，并未停留于议案层面，还进行了大量实践推动。上海青年会于1936 年发起“夏季千人游泳大召集”(实际参加者超过千人），1937年发起“储 力运动”(即储心力、体力、智力、物力），其中的“储体力”提倡每日一小时 运动③;上海青年会体育部1939年向民众发起每天早晨7时到7时半的 “晨操运动”，有两千余人参与其中©。第三，人们试图在社会武术与行政 领导政绩之间建立联系。他们不仅提出“各机关长官或首领”“亲自督 阵”并“同操演”;而且还提议将武术的发展与地方行政长官的政绩相挂 钩，“地方行政长官之考成，地方体育亦为最要成绩之一”⑤。

建国后，政府将“增强人民体质”作为己任，除构建举国体制的竞技 武术之外，还于社会武术取得了重大成就:先是国家武术的简化太极拳 取得了成功，后来则有武术社会组织(如木兰拳协会)再铸辉煌。

(三）“聚个体”的国家化身体生产

武术的体育化生产又将国民身体的改造“聚焦个体”，进行身体的国 家化生产。第一，在社会精英为民族发展和国家富强寻找到个体身体之 终端，在国家与个体身体之间建立起新联系的同时，也将国民身体的改 造提升为政治行动的纲领。这样，原先对国而言征丁与纳税的身体，现 在与国之存亡和富强有了关联。例如，梁启超将国家比拟成人的身体， 同时将新民的身体建构视为解决国难的根本之道。杨度则说:“国也者，

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欲其国之安 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新民说》）。①第二，国家作为家长，接管 了个体的管辖权，直接干预个体身体型塑。如杨度在资政院两次演讲中 提出，国家应作为个人身体的主导者与经营者，而个人应以国家，而非一 己的家族，作为忠诚与顺服的对象。第三，国家视野下的身体也就有了 新的美学标准，原先“各美其美”的私事被引导到“共美其美”的公共话题 和国家大事之中，其美需经受国家康强和复兴的检验。在美的性质上， “袅袅亭亭，文文雅雅”之美让位给“躯体魁梧，生气勃勃”，传统的“美”被 看成了“亡国之艳”而遭唾弃;在美的内容上，过去美在脸上的标准转向 了身体;在美的方法上，胭脂香粉的装点被身体锻炼所取代;在美的评价 上，不思进取地改变自己的身体还被视为未尽“应尽之本务”的不道德表 现。©他们如是说：

诸位实在已经有了麻斑，但是这个麻斑，不在诸位面部，乃在诸 位的身上！……背驼就是麻斑！……平胸就是麻斑！……凸肚就

是麻斑！ 太肥太瘦，也是麻斑！ 现在美的标准，已经改变

了些：那袅袅亭亭，文文雅雅，虽也算美，但是这种美的结果，将来定 是要弄到柔弱不堪；要躯体魁梧，生气勃勃，才算是美，因为这种美 的结果，能使人精神向上。所谓理想的美人，既不在流行的月份牌 上，也不在坊间的名画集里，请从体育的照片和体育历史的当中找 去罢！凡我国目下诗歌之所吟咏，小说之所描摹，都是违反自然，有 伤体育。俗人眼中所谓美人，真乃亡国之道，弱种之由！……你如 将来拿起小镜子照你尊容的时候，也请走到大镜之前照一照尊身， 拿起擦面粉擦的时候，拿起雪花膏搽的时候，也请想一想，你的身体 要不要擦？要不要搽？能从擦面搽面的功夫之中，抽出点来，锻炼 身体，使身体健康，姿势正确，方才算得真正好看！（蒋希曾：《我之体育观》,《体育研究》1921年11月，栽《中国近代体育文选》，第96— 97页)

我国女青年的身体，不消说得，自然比男青年的更不如了。她 们是纤小，她们是怯弱，她们是矫揉造作。（如昔之缠足，今之束 胸。）但这也难怪她们。因为国人心目中所公认的“美人’’的标准实 足以使她们陷于这个“万劫不复”的深坑啊！（杨贤江：《青年对于体 育的自觉》，《学生杂志》第十卷第四期，1923年4月5日，栽《中国近 代体育文选》，第119页）

我国对于人体美的意义，似嫌太狭，而尤以偏重女子面部具“柔 美”者，为代表身体全部美的一观念最为荒谬，此因我国人对于美之 观点不同，而以未研究体育之故，不知人体之真美何在，故有此谬见 也。（陈奎生:《约述体育主义之诸说》，《学生杂志》第十卷第四期， 1923年4月5日，栽《中国近代体育文选》，第119页）

第四，在尚武身体话语中，不仅形成了与民族国家联系的新的身体美，而 且也改变了传统身体的“身/心”关系。曾经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 人”的“心”对“力”(体)的统治，被扭转为近代“力”的主宰；曾经与“文”的 优雅相联系的文质彬彬，被赋予“羸弱”之意向，指称为“亡国之道，弱种 之由”;人们也从中国人的身体上、文化中看到了女性化特征（如吴怡、林 语堂语)①，并欲以“武”的身体掩盖“文”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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