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化生产，由登运动会的展演舞台起步，经历了“打/演”制度化探 索，终于武术现代比试新空间的建构。

(一）序幕:借运动会展尚武之风

首先，武术现代化登上运动会，借助体育的尚武平台宣传武术。

189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举行田径运动会，1902年天津举行学校田径运 动会,1903年春山东烟台举办“阖滩运动会”。①1901年5月11日武汉文 华、博学、博文三书院联合在文华书院举行田径运动会，1904年5月28 日江浙旅鄂学堂在武昌高等学堂举行运动会，1904年10月13日武昌 阅马场举行有营兵参加的“二万人运动会”。②“国家之盛由于兵，强兵之 道由于国民尚武，而尚武之风实始于学堂运动会焉。”(《运动会盛观》， 《盛京时报》1906年11月17日）尚武的运动会也是武术竞技化生产的理 想阵地，因此，借运动会之尚武宣传武术也就自然排上近代体育的议事 日程。1924年5月“第三届全运会”（武昌），武术作为男子表演项目之 一，“男子表演项目有国术及器械体操表演(包括拳术、单杠及其他)”，参 加表演的有“上海精武体育会、武汉精武体育会、江西精武体育会、南洋 吉隆坡精武体育会、香港精武体育会、南京公共体育场附设体育学校，其 中武术的学校参加比较多，它们是中华大学、外语学校、博文书院、共进 中学、第一师范以及军界等十余单位”。③随后，人们也以法案提议，将武 术成为运动会的组成部分。1932年，“全国体育会议”在《全国运动会每 两年一次由教育部全国体育委员会指定在各省轮流举行案》中规定，“国 术运动，应与各省市县运动会同时举行”(《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 第131—132页），于《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中提议，“各种运动会举行时应 加国术一项”(《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第108页）。这样，作为表演 项目的武术，也逐渐成为比赛项目。1934年5月，“第五届华中运动会” (武昌)将男子表演扩大为国术团体锦标；1933年10月“第五届全运会” (南京）、1936年10月“第六届华中运动会”(长沙）增设了男女国术单项 比赛。④

其次，武术现代化也仿效运动会举办武术运动大会。1923年4月14 日至16日，在上海市西门公共体育场举办“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这 次武术大会，由马良建议，北京体育研究副所长许禹生、中华武术会吴志 清、精武体育会陈公哲、武术家孙福全和王子平等128人共同发起;大会 以“锻炼民力，实为发扬民气之基础”为目的，精武体育会、北京体育研究 社等全国各地二十多个单位、上海十几所学校、全国400名武术家进行了 “单练、团体、对手(类同于现代散打)”表演。①

(二）路径:打和演的双重生产

第一，救亡环境的“打”之竞技化生产。在张之江看来，为了预防“万 一外国来了几个武术家要与中国人比武，我们因为不能比赛……非但是 几个武术家的失败，严格的说，全中国人民都被外国几个人打败了”的羞 耻事件发生，需要组织“由对练而对比”的竞赛®，以“作将来对外之预 备”③;此外，为了“抒发其先天的真力，敢斗，能斗”④，疗治国民身体的武 术也需要武术的打。

1928年10月28日，“中央国术馆”在南京举办“第一届国术国考”， 击打项目有散手、短兵、长兵、摔跤，采用双淘汰制，三打两胜;打法不讲 流派，不分体重，临时抽签，分组比赛。因未用护具，故规定，“凡用手、 肘、脚、膝击中对方任何部位得一点，三点两胜;凡击中对方眼部、喉部、 裆部为犯规，犯规3次取消比赛资格，犯规严重者1次即取消比赛资 格”。⑤由于采用了套路的预选(选手身体编码的一致性©)，选手又多为 国术馆学员（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因而未带护具的散打比赛并未出现

什么问题。

1929年，“杭州国术游艺大会”以散手作为比赛的项目，选手采用“参 赛者临时推荐或自己报名”，出现了大会始料不及的结果:首先在“打点 取胜”规则面前，大家都不冒然进攻，一味退让;在第二天“被打倒为负” 标准的比赛中，又出现了“头破血流”的情况①，人称“拼命的比赛”②。

1933年“中央国术馆”在南京举行“第二届国术国考”，项目设男女散 手、男女短兵，散打以性别分组、以体重分级，并搬用了体育项目护具(用 棒球护胸、足球护腿)组合而成散打护具，因1929年“被打倒为负”的“头 破血流”教训，该次比赛采用“打点取胜”(手和脚击中对方任何部位为得 一点），没有时间限制。结果选手在“打点取胜”规则下又出现退让现象， 都不轻易进攻，“跳来蹦去、躲躲闪闪”，当时报纸失望地将“国术场”讥为 “斗鸡场”。③不少人对“打点取胜”颇为不满，“倘以谁先碰谁一下，就算谁 贏，……不是提倡国术，是摧残国术，……这种考试法，是非改不可”④。

1933年第五届全运会(南京），设散打、长兵、短兵、摔跤和套路比赛， 散打比赛仍采用性别分组、体重分级、护具保护，但是为避免“打点取胜” 的退让，本次比赛又以“被打倒为负”为标准(击倒为胜一次，三次两胜）， 无时间限制。结果击倒的标准使散打变成了“没有摔跤的摔跤”（当时报 纸评论“国术场成了斗牛场”）、没有时限规定也使散打比赛成了“马拉 松”(有的竟达一小时以上）。

除报界讥讽之外，武术人士也不满意这种打之赛事。“在短兵比赛 时，我注意留心的看了几天，真精彩的，能施展出技术来的，可以说是没 有。长兵比赛时，到有几位能使展出枪的能力。拳术比赛的成绩，更是 糟而且糟了！率角比赛，还不如日本的柔道”⑤，“在短兵的决赛的时候，

人人手里拿着一支⁴哭丧棒’式的短棍，两人上了台，不是对着抡，便是互 相戳，其外就是拼”①。同样，笔者在采访“中央国术馆”第一届学员（1930 年考人“中央国术馆”）、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康绍远教授©，问及当年 国考情况时，康教授说:“看了很泄气，看了很失望”。因为，在国考选手 打的比赛中，武术的“踢、打、摔、拿”不见了、武术套路描绘的多姿多彩的 打法也“打”得无影无踪。他说：

国考时，我们放假了三天，观摩了比赛。看了以后很泄气，心 想：这哪叫武术？上去就抓、就摔，谁被摔倒了比赛就完了。看不到 武术的方法，武术好像也使不上，当时我在场，没有一个用武术方法 的。有以虚步十字手等待对方的，但是，一上去就是抓着摔，什么姿 势都没有了，看了很失望。

近代散打竞技化生产，留给我们二个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好“得分 (点数)和击倒”的关系？近代的实验告诉我们，在点数标准面前，选手常 常采用远距离或中距离的踢打方式，追求动作的“击必中”、忽视动作的 “中必摧”，并常常将动作速度置于动作力度之上。同样，击倒标准，又导 致选手将“中必摧”作为目标，追求动作力度、多用摔法。这样，传统武术 散打“击必中/中必摧”的张力、现代搏击项目的“得分(点数)/击倒”，就 成为散打竞技化生产的主要问题。二是如何面对人们心中的武术技击 意象？在近代“斗鸡场、斗牛场”之讥中，我们看见了他们评价散打时的 套路尺度——常常以套路技击的眼光来审视散打的好坏，或者说，套路 技击的特点(人们对套路技击的认知）影响着人们对散打的评价。同样， 当代散打实践中，我们也面临人们对“散打比赛不能体现中华武术的技

术特点”①的批评，可见如何在遵循对抗性项目规律的同时体现出武术 特点”是散打竞技化生产必须解决的问题(下一小节将详述）。

第二，文化幽思的“演”之竞技化生产。出于对散打“比赛……极没 价值……乱七八糟”的感受，为了防止“比赛（即散打，笔者注）出了危 险”，“在未产生完善的规则以前，暂用表演方式以定工夫的高低”。②因 此，在1923年4月“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的表演之后，人们又于全运 会上进行了套路之演的竞技化生产。

1924年“第三届全运会”的武术表演赛，根据套路演练“手眼身法步， 精神气力功”要求，初拟了包含“手、眼、身、法、步”五项内容的竞赛规则。 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的武术表演赛，按照“单练拳术、对练拳术、 单练器械、对练器械”分项评奖。

1935年“第六届全运会”和1948年“第七届全运会”的武术表演赛， 按照“姿势、动作、运劲”进行评分，每种以1〇〇分计算，并以“姿势、动作、 运劲”三种总和的平均数作为最后成绩。

近代套路之演的竞技化生产，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区分选手的高 低”。因为，门户的差异化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手眼身法步”，也形成了不 同的“姿势、动作、运劲”方法（即不同的评价体系与方法）。所以，演之竞 技化生产的一个标准(不论是“手、眼、身、法、步”五项，还是“姿势、动作、 运劲”三种)仍然面临“如何区分演练不同拳种、不同套路、不同器械等选 手的功夫高低”问题。因此，具体负责上海全运会武术比赛的徐致一希 望能够生产“一套大家都练的东西”。他说:“我总以为国术这桩东西，门 派太多了，使我们无所遵循，希望将来能产生出一套东西来，我们大家都 去练它。” ®这套大家都练的东西，后来成为竞技武术的统一化实践，以及 武术规定套路的生产。也就是说，传统武术的比试文化解决了散打的社

会性问题，如手下留情的“点到即止”、借助物体的间接性比试、“不打不 成交”的比试闭幕式等;但是，传统武术从技击性判断套路之演的水平 (如“拳如流星”与“击必中”的联系、动作协调性和劲力充沛与“中必摧” 的联想），需要判断者的武术涵养。对此，竞技武术以视觉队伍的生产解 决了如何在演之比试中看出一致结果的技术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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