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打/演”竞技化生产，从近代的探索起步,在近代为民族国家提 倡武术运动的基础上，新中国根据“增强人民体质”的要求，一方面从普 及武术运动出发生产了像简化太极拳这样的新武术：

第一次关于太极拳简化套路的研究，吴图南、陈发科、李天骐、 唐豪、高瑞周等参加，虽然强调简化、便于推广，但是编出的套路包 括了各个流派的一些主要动作，这套“精简太极拳”发表在1955年 《新体育》杂志之上。

贺龙总理说，你们武术处这些人都是搞武术的，你们就不能编 个群众的简化套路吗？用不着各方面各流派都考虑，倒把事情复杂 化了，咱们现在不是要编大全，要的是群众利于开展的、简单易学 的；并下令武术处完成此事。

接着，国家体委武术研究室组成了创编小组，毛伯浩、李天骥、 唐豪、吴高明研究确立了编创方针：选择大家最容易接受的某一个 流派，选择这个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动作，保留太极拳的传统风貌， 突出太极拳的群众性和健身性、易学、易练、易于推广。他们在杨式 太极拳全套一共八十几个动作中，从去掉重复动作后的40个动作中 挑选代表性动作，按照先简后繁、先易后难的顺序、两个来回的要 求，编成了需要4—6分钟共有24个动作的简化太极拳（或称24式 太极拳）。®

据蔡龙云口述:“1955年国家(武术)队解散,毛伯浩被安排到北京体育学 院，李天骥准备回哈工大，票都买好了，国家体委要求他们留下来、搞简 化太极拳，主要是李天骥搞。李只会杨式，简化太极拳的创编没有混杂 两式三式之说，是李天骥搞的！他搞出来以后，我们很多人去提提意见。 后来，我们搞了一个简化太极剑，没有推行，那是我们大家搞的。” ®另一 方面又从指导普及的提高角度生产了竞技武术，并在“普及和提高”的生 产中建立了“国家武术”的生产系统。

20世纪五十年代，国家武术根据运动员等级“三级、二级、一级、健将 级”创编了“拳、刀、枪、剑、棍”五类四级套路，后因文革未能推行武术运 动员等级制度，以“（甲组、乙组、初级）三级五类套路”流传，生产出徐致 一当年希望的“大家都练的东西”;同时也生产了国家武术的流水线一 武术训练方法系统的建立©，武术训练组织体系（“业余体校——体工 队——国家队”一条龙的举国体制），武术竞赛系统的构建(竞赛规则③和 “全运会——省运会——市县运动会”的系统赛事)——后来人称“竞技 武术”系统。

在竞技武术的演之生产中，国家武术通过这套“统一的东西”以及统 一东西背后的统一的训练方式与统一的评价体系等，解决了近代演之竞

技化生产面临的“如何区分选手的高低”问题;并于此基础上，着力解决 “如何解决看出较为一致的结果”的问题。“看出一致的结果”，除了裁判 公正因素之外，从文化学角度看，是武术视觉评判的一致性问题。传统 武术“先看一步走，再看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中关于“有/没有”的视觉判 断，在现代竞技化生产这里面临二个难题:怎样进一步区分出“有多少” 的问题(即对“有或没有”的程度衡量），以及如何克服裁判员惯习带来的 差异性。对此，“竞技武术”系统在生产了“大家都练的东西”(统一的套 路）、武术训练方法系统(统一的训练方法)之后，又在武术竞赛系统(统 一的比赛规则、统一的比赛场所)中生产了统一的裁判（视觉）队伍;并通 过评分分值的权重分配、失误动作的扣分、难度动作的加分等方式，将近 代演之竞技化的评分制逐步细致化，也使竞技武术的视觉队伍成了武术 视觉的“数字管理者”，表现为分数的运算权。①

“国家武术”的竞技系统，也促进了散打技术(远踢、近打、贴身摔）的 定型、教学训练和竞赛工作。在通过规则初步解决了“得分(点数）和击 倒”的关系后，现代打之竞技化也在“人们心中的武术技击意象”面前举 步维艰。对此，除了通过散打的仪式凸显民族性、生产武术文化，我们还 可以在规则“得分”和“击倒”的评判中为套路（门户）技击留有空间。如 在现行散打“3分动作”——用主动倒地的动作致使对方倒地，而自己迅 速站立;用转身后摆腿击中对方躯干部位而自己站立——的内容中，增 添“具有某种套路技击的击打方式和击倒方式”。当然，将套路技击作为 散打“3分动作”又需根据散打规律重新整理门户技击，罗列各门各派 “踢、打、摔”的动作系列，并经历散打实践的检验。

总而言之，近代以来因“病夫”概念而使中西比较由“技不如人、制度 不如人、思想不如人”聚焦为“身体不如人”，不仅奏响民国“强国强种”的 旋律、确定新中国“增强人民体质”的使命，而且也在国民身体改造的主 题下推进了武术军事化、体育化和竞技化生产。当下，因青少年体质连 续多年下滑，武术再次成为国家大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将服

 

中国武术的文化生产

务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的学校体育作为深化我国改革的内容，教 育部将武术作为深化中小学体育教育教学改革的内容之一。近代以来 的国术表征，一方面如“学有中西”一样，术也有中西，武术成为中国学术 的组成;另一方面“国术”与“国学”一起，以其“体/用”、“身/心”的分工与 合作，成为中国“转弱为强、转衰为胜”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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