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的文化生产,并不局限于武术领域，还扩展到武术之外的其他 领域。如司马迁的游侠传、魏晋至盛唐的游侠诗、中晚唐的豪侠小说以 及后来的武侠片、动作片和武打片等。同时，近代病夫话语的尚武风潮， 在影响教育、体育和武术的活动时，也从社会的尚武任侠之风，进而作用 于武侠小说和武侠片的文化生产。在专业生产将军事等活动转化为武 术的身体语言时，非专业生产则以武侠为题材、以社会心理为依托、以大 众为消费者、以文艺想象为动力，对武术实现了符号化转换，生产了武术 的新文本，并于当代形成规模和影响。

第一节武侠的人格

武侠，是说书、戏曲、小说、影视等文艺形式创造的人物。如果说，文 学艺术是人物形象塑造的话，那么，“武侠”是文艺创造的最大的“人物” 之一。从西汉司马迁作《史记》(前104年）到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3 年)裴锄作《传奇》、袁郊作《甘泽谣》这近一千年的漫长历程中，历史人物 的“侠”经过史家、诗人、小说家的不断加工，逐渐定型为后世武侠小说中 叱咤风云的侠客形象。①在武侠生产中，文艺也逐步独立，形成了新的类 型，如说书的武段子、戏曲的武戏（演员的武生）、小说的武侠小说、影视 的武侠片等。用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的文艺，之所以能够创作出“武侠”，

是多方携手共同生产的结果:既是历史记载与文学想像的融合，也是社 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还是当代视界与文学类型的融合。①

一、武侠之“侠’’

人们习惯“武侠”联称，但“武”与“侠”各有侧重，并分别对应于历史 发展的不同阶段。“侠”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蠢》将“游侠”、“私剑”并称为 “侠”，而给以“侠以武犯禁”之定论。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 班固的《汉书》刻画了“侠”的人物群像。如大劫盟的曹沫、刺秦王的荆 轲、自断臂的要离、屠夫侠朱亥、相知同侠的聂政姐弟、田横五百士…… 虽然，剑在其中是行侠之举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无论是韩非还是 司马迁都未曾留意侠手中的剑以及用剑之武，而是透过他们持剑之举看 到了“侠”。对此，韩非界定了“侠”概念:“弃官宠交，谓有‘侠人臣肆意 陈欲曰‘侠”’(《韩非子•八说》)。并从“聚徒属”之举，看到了“立节操以显 其名”(《韩非子•五蠢》)、“立气势，作威福，以立强于世”(荀悦《前汉纪》） 的侠之本质，以及透过“贵族之侠”与官府“竞民心、争誉望”之私和“犯五官 之禁”之谋，看到侠(侠举)对当朝权威的破坏和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在韩 非“显名诸侯”的“贵族之侠”(如延陵和孟尝、春申、平原、信陵“战国四公 子”)之外，司马迁看到了“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 义者有取焉”的“靡得而闻己”②美德(《太史公自序》），以及“其行虽不轨 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的人 格特征(《史记•游侠列传》），也将“贵族之侠”转变为“布衣之侠”。

在武侠角色扮演者的转变中，不论是韩非“卿相之侠”的“招天下贤 者，显名诸侯”(《史记》）、“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汉书》），还是司马迁 “布衣之侠”（如朱家、郭解辈）的“时扞当世之文罔”（《史记•游

传》），都未见其有什么武功，也不呈“匹夫之勇”，更不以成败论英雄，而 是以“精神”、“气节”相推许。例如，在司马迁刻画的侠之人物群像中，我 们不是为侠之武术招法而目眩，亦不单为恩仇而叫快，而是为其气节与 精神而心动。聂政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以养其母,在其母去世服丧三年 (完成为子之孝）、嫁其姐(承担了男儿家庭责任)后，赴严仲子处履行士 之约(士的“一诺千金”之“诺”，在聂政眼中，或似季札心许，或为道义之 期待，或为社会角色之规定），并于行刺中尽显大无畏英雄气概——仗剑 从大门直人，径直上阶，一刀了结了忘恩负义的韩相国侠累之命，连杀数 十名侍卫，并于围困后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至此，司马迁 并未搁笔，又以其姐的知音和侠气，连带出家族的光荣史。在韩王将聂 政尸暴于市，其姐聂荣闻后曰：“其是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至 市，果为聂政，抱尸恸哭，大声道:“此轵地深井里人吾弟聂政啊!”当好心 人劝止，她对之以这般壮语:“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 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 ”“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同 样，要离以羸弱体细之躯和大无畏英雄气概，在断臂、杀妻后去刺杀“骨腾 肉飞，走逾奔马，手能接飞鸟，步能格猛兽，矫捷如神，万夫莫敌”的庆忌，并 引唱庆忌的英雄之歌。庆忌一只手倒提要离，沉溺水中三次后，将要离抱 放膝上说，“天下有如此勇士哉？乃敢加刃于我!”并对左右说，“此天下之 勇士也。岂可一日之间，杀天下勇士二人哉? ”“勿杀要离，可纵之还吴，以 旌其忠。”说完，“推要离于膝下，自手抽矛，血流如注而死……”在二位天下 勇士的英雄交响乐中，我们从英雄的无畏、无奈、心灵的痛苦挣扎、“英雄爱 好汉”的相惜相怜中，感动其曲之悲壮与精神的高洁。

这些感人肺腑、荡气回肠的侠义之举，谱写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主 旋律和不同的变奏曲①，洋溢着“责任感、牺牲精神”的武侠气节，形成了

“为知己者死”是士人的价值实现,中国古代士人(尤其是春秋以来之士)视自我价值 重于一切,也将赏识其能(一技之长)的人认作知己、视若知遇而谢，甚至为其献出生命。这种 知己，在对象上可分为居高位的“狭义知己者”和面向大众的“广义知己者”，在发展中引申为 “赴汤蹈火.两肋插刀”之话语和实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士人需要欣赏，他们也无法止步 于孤芳自赏,而有强烈的认同需要。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管理者，给“士”予以认同是 最大的管理，是庄子“以知勇士为锋”的“诸侯剑”(参见本书第二章）,也是人才管理之法

令后世着迷和神往的精神气象。如唐人李德裕有言:“虽然以诺许人，必 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豪侠论》)这种以 “侠骨、侠情、侠节、侠气、侠行”标榜“古道热肠”的精神倾向，也成为后世 “武侠”的精神内核。对此，明人李贽有言：“盖真侠者也，非以剑术侠 也。”(《焚书•杂述•昆仑奴》)近代以来，章太炎“以儒兼侠”，梁启超由 孔子开篇的中国之武士道，蒋智由的“报私恩”小侠与“赴公义”大侠的区 分，都是人们对侠之气节的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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