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大炮：首领努尔哈赤，以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并举的策略，迅速统一了女真各部， 并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建元天命，自称金国汗，以赫图阿拉为都城，屯田积粮，积极备战，伺机攻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努尔哈赤以明廷杀其父、祖和援助其对手叶赫部等“七大恨”为借口， 兴师攻明，于次年三、四月间，以其所率部众六万余人，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败辽东经略杨镐所率领的11万明军。之后，后金军以凌厉的攻势，突破关外明军的防线，至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军已占领明朝关外70余城，兵锋直逼山海关。在努尔哈赤步步进逼，关外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明朝廷中许多高级文武官员，都力排阉党阻挠，纷纷献计献策，为抵御后金军的进攻而尽职尽力。其中以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张煮、焦勖为代表的科学家与火器研制专家，为引进、研制与使用西洋大炮（明朝称红夷 炮，清朝改称红衣炮），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明朝末期火器技术发生转折性变革的军事技术家群体。这几位著名的火器研制家，除焦勖的活动年代稍晚和生平事迹不详外, 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和张煮，都直接和西洋大炮的引进、仿制和使用有关。他们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购买的30门西洋大炮，实际上是一年前搁浅于澳门附近英国舰船上装备的30门舰炮，系英国在15世纪后期制造的一种加农炮，具有身管长、威力大、射程远等优越性。《明史》的作者张廷玉在《和兰 （荷兰）传》中，把它误记为荷兰人所造。由于当时称荷兰人为“红夷”，所 以称它为“红夷炮”。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经过对传世实物和文献的考证，认 为它是从英国而不是从荷兰传来的，他们的论据比较充分可靠。明天启六年 （1626年）正月，明宁前兵备道袁崇焕，在宁远城指挥明军使用这种火炮， 打退了后金军的进攻，取得了宁远保卫战的胜利，创造了运用大型火炮进行 守城战的战术。至今人们仍称道袁崇焕的战绩及其指挥的“宁远大捷”。武艺超群、足智多谋的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自宁远 一战被袁崇焕打败后，一直愤愤不平，咽不下这口气，结果在当年就抑郁气愤而死。 “宁远大捷”以后，明廷更加倚重红夷炮，派徐光启等人组织工匠进行制造。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至八月，共制造了 400多门。崇祯五年后，明廷聘请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主持造炮事宜，又造炮500多门。除朝廷组织工匠制造西洋火炮外，当时一些地方的军政要员，如两广大吏王尊德、总督卢 象升、总督高起潜、总督洪承畴等人，还私人捐资制造了一部分西洋大炮， 作为抗击后金军进攻之用。第五个阶段始于后金时期，一直延续到清康熙年间。主要内容是满族统治阶级对火绳枪炮的仿制和使用。 “宁远大捷”以后，不但明廷继续制造红夷炮，而且后金继努尔哈赤之后的 皇太极，也想借助红衣炮提高后金军的战斗力，于是在后金天聪五年（明崇祯 四年，1631年）制成第一门红衣炮，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从此，长于骑射，善于在野战中驰突取胜的后金军如虎添翼。他们以红衣炮为攻城略地的利器，向明军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很快夺取了明廷在山海关外的全部领地。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人关，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统一政权——清朝。清朝建立以后即增设八旗炮厂、濯灵厂, 制造红衣炮与火药，使红衣炮成为清军装备的系列炮种。清军入关之初，南明政权、南方各地人民、民族英雄郑成功所部，也都制造和使用红衣炮，抗 击清军的进攻。清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史可法在扬州以大型火炮进行守城战，击杀攻城清军数千人。闰六月，江阴典史阎应元， 以上千支鸟铳、上百门火炮，在江阴与清军相持80多天。郑成功在顺治三年兴师反清后，曾使用大量火炮突入长江口，先后克瓜州、下镇江、逼南京， 转战江南和江北29城，清军屡受其挫。顺治十八年（1661年）初，郑成功在率领部下渡海进攻台湾岛上的荷兰人时，曾使用200多门火炮，进行渡海作战，并于当年三月，将荷兰殖民者逐出台湾，收复了我国的领土台湾岛， 创造了从海上进攻岛屿的用炮战术。清康熙年间，清廷曾任用在华供职的比利时人南怀仁（ 1623—1688年）， 督造红衣炮等各种火炮，为平定三藩和收复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萨城创造了条件。康熙十三年（1674年），清廷着手组建火器营，使清军在全国范围内， 形成了以火器营炮兵、京师八旗炮兵、各省驻防的八旗炮兵及绿营炮兵组成的炮兵力量，具有较强的威慑作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亲率大军，携火炮100多门，前往新疆平定嘎尔丹部的叛乱。在昭莫多之战中， 清军使用冲天炮轰毁敌营，取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总计康熙一朝，共制造大小铜炮900多门，濯灵厂每年产火药50万斤。康熙年间，清朝曾出现过一位著名的火器研制家戴梓。戴梓字开文，钱 塘（今浙江杭州）人。戴梓生于清顺治六年（1649年），善诗画，晓天文， 通算法，熟谙火器制造。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叛乱，次年六月， 康熙命康亲王杰书率军南征，途经杭州时，25岁的戴梓从军，并向康亲王进 献了连珠火铳。之后，戴梓在作战中因功受奖，回师北京后，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召见和殿试，又授予翰林院侍讲。据清朝乾隆、嘉庆时期的著名学者纪啊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戴梓所研制的连珠火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 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篆国告兵器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始需重贮”。从这一描述中 可知，扳动第一机是装填弹药，第二机随动是发射弹丸；依次再扳再射，可 连续28次，发射28弹，可见这是一种连扳连射的隧发枪。这种枪的最大优 越性在于简化了装填手续，每装填一次，可连续射击28发弹丸，提高了发射速度。因此，这是由单装、单发向多装、单发、连射过渡的一种新式单兵枪。 可惜，这种枪在当时并未得到重视，也没有推广使用，不久便失传了。我国古代兵器的产生兵器，秦汉前称为兵、械、器、兵甲、兵仗、兵革等。它的起源，可 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那时，用于劳动的工具和自卫防身的武器，是分不 开的。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就已经学会制作简单粗糙的石质工具。这当中，能从远处掷击猛兽的石球，用石器修制的木棒，将棒头削尖而成的标枪等，就是原始人主要的狩猎工具。旧石器晚 期，人类制造工具的技能进一步提高，在木棒一端缚上加工过的不同形状 的石块，就成为石斧、石矛、标枪等复合工具。同时，创制了飞石索，发 明了原始弓箭。这些既是狩猎工具，又兼做武器。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 磨制技术和钻孔技术的进步，石器制作规模的扩大，石制工具不仅种类增 多，制工精细，且用途趋向专一。新石器中期后，出现了劳动工具用于械斗杀人之事，表明从此时起，具有战斗性能的狩猎、捕鱼、农业工具开始 从一般的工具中分化出来，逐渐转变成兵器。戴梓还仿制过一种欧式“蟠肠鸟枪丁据说当时的欧洲传教士曾经向康熙 进贡一支“蟠肠鸟枪”，以示其武器的精良。康熙即命戴梓仿制，戴梓很快仿 制成功，并以10支仿制品返赠传教士：戴梓还为研制冲天炮作出了贡献，据说康熙曾命南怀仁制造冲天炮，但时过一年，却进展缓慢。戴梓只用了八天 时间便创制成功。康熙非常高兴，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前往靶场观看射炮演习，果然性能良好，威力较大。演试后，康熙封此炮为“威远将军”炮，命工匠在炮身上镌刻戴梓之名， “以示其不朽”。此炮在康熙三十五年（1691 年）平定喝尔丹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乾隆时期的国子监博士金兆燕， 对“威远将军”炮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他说这种炮“子在母腹中，母送子 出，从天而下，片片碎裂，锐不可当”。清朝前期还有些火器研制者曾有过创造发明，如江苏吴县的薄玉，对地雷与火炮都有研究。康熙时期，武备院有一位名叫连登伍的铁匠，曾创制过子母炮式的爆炸弹，杀伤威力甚大，康熙也曾赐名此弹为“五子夺莲”，并给连登伍以奖励。但因后来战事减少，国内局势日趋平定，对枪炮的需要日渐减少，制造数量也随之削减，几乎有刀枪入库之势。加上历届朝廷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限制国内的火器研制，隔绝外国先进火器研制成果的传入，致使中国火器发展受到挫折，走向低谷，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时，清军依旧使用陈旧的火绳枪炮抵御西方侵略者，结果战败，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如前所述，可知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成就，是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中国古代先进的技术成就，如冶铸青铜合金的技术、炼钢技术以及火药的发明等，都是首先或大量地应用于军事方面，促使中国古代兵器不断创新，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但当西方国家经过工业化革命以后，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各种新技术，把中国古代发明的火器发展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武器的时候，中国却由于当时社会发展的缓慢导致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缓慢，使中国的兵器发展水平反而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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