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武术运动竞赛与表演
一、武术运动会与武术竞赛规则的演进
1923年4月，马良、唐豪和许禹生等联合发起在上海举办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 会。这是中国体育史和武术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单项运动会。来自上海、北京、天津、 江苏和山东的20多个武术社团的选手进行了传统拳术器械的单练和对练表演，上海 地区的卜多所学校的学生进行了团体武术表演。这次运动会未制定评判规则，也未设 置裁判评定优劣，还没有近代运动竞赛的意味。但是，它对促进武术进入运动竞赛行列，以及举办武术观摩交流和竞技活动，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1924年举行的民国第三届全运会，首次列武术套路为表演赛项目，并制定了按 手、眼、身、法、步五项技法进行评分的简单规则。1928年和1933年举行的“国术 国考”预试中，也采用类似的规则。在这期间的表演赛和各级国术考试预试中，比赛 不分男女，也不分项目。
民国年间的武术对抗赛，起于1928年国民政府中央国术馆举行的“国术国考工 “国考”正试的内容包括徒手对抗的“拳脚门”（散打）和“摔角门”，持械对抗的“刀 剑门”（短兵）和“棍枪门”（长兵）。“正试”比赛不按体重分级，三打两胜，没有时 间限制。1928年第一届国术国考没有统一的护具规定和要求。1933年举办第二届国 术国考时才设计出统一的护具。国术考试按最优等、优等、中等取录，不需决赛出前 几名，每等内名次排列的前后顺序还要参考学科考试成绩而定。因此，国术考试正试, 虽然是在一定规则下进行对抗比赛，开了近代武术对抗赛的先河，但由于其不按体重 分级、不决赛前几名，仍然只能算是向近代竞技场迈进的尝试。1933年举行的民国第五届全运会武术对抗赛，采用了按体重分级、各项级分别取录名次的新规则，较国 术考试前进了一步。但由于竞赛规则粗疏，仍然未能使武术对抗赛表现出应有的特色。
在1934年举行的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中，武术表演赛改进为分单练拳术、对练 拳术、单练器械、对练器械四项，进行分项比赛评奖。较前不分项而赛的做法，前进 了一步。1935年举行的民国第六届全运会武术表演赛，将评分标准修订为按姿势、 动作、运劲三项进行评分。这个标准虽仍是简单而不具体的笼统条文，但它包括了对静姿、动态的要求，还包括了对体现武术特色的劲法要求，应该说也较前有了些进展。
从总体来看，武术进入运动竞赛场，是民国年间武术的一大进展。但是，由于官 办的最高武术组织中央国术馆，强调武术的军事实用价值，该馆举办的国术考试，近 似昔日武科的翻版，局限了列为预试项目的套路比试标准的改进，阻碍了其竞赛因素 的发展，也局限了作为正试内容的对抗项目的发展。后来，连已取得一点尝试性进展, 也在屡年战火中奄奄一息。
二、武术弘扬海外
武术传往海外，古已有之。或被华侨带往他邦，或为异国学子学成带回。民国中 期，精武会总部先后选派武术名手赴海外分会执教，传播武术。1929年秋，福建永 春组成“闽南国术团”，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地巡回表演。还有一些地方武术团体 也出国表演，传授拳技。当时，组团出国表演影响较大者，主要是中央国术馆和国立 体育专科学校的“南洋旅行团”、中国体育协进会组织的中国武术代表队。
（一）南洋旅行团赴东南亚
1936年1月，中央国术馆和国立体育专科学校组成“南洋旅行团”，此团除武术 队外，还有一个篮球队。团长张之江，领队庞玉森，武术队队长杨松山。队员有何福生、温敬铭、李锡恩、张文广、康绍远、马正武、马文奎、张登魁、李凤鸣。篮球队 员有唐宝殖等6人。该团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金保、怡保、槟榔屿和马尼拉等地进行了 65场武术表演。历时3个月，于4月10日回到上海。
南洋旅行团所到之地，受到各界侨胞的热烈欢迎。他们的表演获得了当地民众的 普遍赞誉和好评。
（二）中国武术代表队赴德国
1936年，德国承办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国体育协进会负责筹组中国体育代表团。 该会决定派国术表演队随团前往德国表演，推定褚民谊、张之江、沈嗣良、叶良四人 为选拔委员，褚民谊为召集者。
同年5月11日，在上海申园健身房举行选拔表演。南京中央国术馆、河南省国 术馆、上海市国技馆和中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等4单位的共15名选手，参加了表演。 从中选拔出男选手张文广、温敬铭、郑怀贤、金石生、张尔鼎、寇运兴；女选手翟涟 源、傅淑云、刘玉华。另派南开大学国术教员郝铭为教练兼队长，顾舜华为管理员， 共11人组成国术表演队，于5月21日到中央国术馆进行训练。
6月26日，国术表演队随同中国体育代表团一道从上海启程，7月23日到达柏 林。休息两日后赴汉堡。在汉堡进行了三次表演，随后返回柏林，于8月8日晚在 一个露天剧场举行正式表演。共表演了 20个项目。首先是集体太极操，然后是拳术、 器械的单练和对练项目。历时一小时，博得了万余观众的热烈赞誉。国术表演队还为 国际运动学员营作了表演，并应邀到法兰克福和慕尼黑进行表演。每场表演，反应都 十分热烈，不少项目都要返场表演两三次；尤其是空手夺枪，常常要重复五六次。每 场表演结束后，都有不少人要求签名留念。国术队的表演，既向世界体坛展示了中国 武术的风采，也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增添了光彩。
第七节 “土洋体育之争”中的武术科学化呐喊
一、土洋体育之争
所谓“土洋体育之争”是指20世纪20、30年代人们围绕近代西方体育输入中国 过程中，与包括武术在内的传统体育文化发生种种碰撞而展开的一场争论。争论的焦 点是在当时中国发展体育是提倡以近代西方体育为内容的“洋体育”，还是提倡以武 术等为内容的“土体育工19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开道下，近代西方文化涌人中国，其中包 括近代西方体育。辛亥革命以后，各种西方体育活动进一步在中国蓬勃开展、传播已成为当时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改变着我国旧有体育活动方式的历史面貌。与此 同时，由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氤a滋养的武术，至清代已形成了一个包括活动方式、价 值认知、审美情趣等在内的一个文化体系，并且这个文化体系在民间拥有广大的活动 市场。民国建立之后，由于政府要人、社会名流的提倡，武术活动在社会上也出现方 兴未艾之势。在以上两种出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体育活动并存，并都向社会发展的过程 中，就形成了中国近代武术史上的一场“土洋体育之争”。任何文化冲撞，说到底其 根本的核心是观念的冲撞。就武术而言，争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武术是否 具有锻炼价值，提倡武术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些来华的西方体育家（如麦克乐、葛雷等人）曾讥 中国武术只是与空气打架的东西，“既乏教育价值，又不合生理的需要工这种观点也 得到了国内一批人土的附和。如有人提出，有些武术习练“行进时还要拿足跟在地上 乱蹬，脑子受这样的震动，不要脑神经吗？ ”有些动作“两臂常作曲式，胸部哪里还 有扩张的机会，时时使肺部下压，弄得全身肌肉都像僵块”等。因此围绕武术是否符 合人体生理特点及是否有锻炼价值，展开了一场争论。
众所周知，近代西方体育除了各种运动项目外，还包括了像生理、解剖、运动医 学、心理学等一批体育科学学科，近代西方体育正是凭借着它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的运用，才奠定了它坚实的学科基础。在这一点上，近代西方体育与长期积淀在 闭塞的小农经济土壤中，并长期深受封建文化影响的武术等传统体育相比，充分显示 出了它的先进性。但是，武术缺乏科学性和缺乏科学的整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此, 一些研究者开始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对中国武术进行了多方面研究，认识到武术作为中 国的一种传统人体运动方式，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对强身健体有它的价值所在。
提倡武术是否“开倒车”，这又是“土洋体育之争”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从20 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文化领域中掀起了一场猛烈的反封建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 浪潮，拍打着传统文化的长堤。在两种思想、两种文化的较量中，有一部分旧时代的 遗老遗少们以武术作为“国粹”来抵抗日益高涨的新文化运动，“在他们看来，国术 是难得的无价至宝，尤其是借以保存忠孝节烈、旧美德的好方法”。显然，这并不是 对武术的理性认识，它有时表现为保守复古旧思想的泛起，有时表现为对西方文化带 来的冲击波缺乏心理上的承受力。所以，这样的提倡武术受到了许多社会人土的批评, 认为是“开倒车”。但是，在这种批评声潮中也暴露出某种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在他们看来，国术是封建社会的遗物，早应扫除一光的”，“这种古人崇拜思想的产物， 在现在是早已失去了作用，不需顾置的工 反映出一种蔑视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 思想。很明显，以上两种观点都是囿于极端的文化立场而发出的偏颇之论。更多的人 认识到，偏激的言辞无助于问题的说明，对于武术，只有“一一拿科学证明才能 认识其真正的价值，“国术一道，脱不以科学方法从而改进，势难邀社会之信用，必然完全失传”。
“土洋体育之争”的文化冲突，终于导致了武术自身的历史演进。近代科学思想 在中国的传播和近代西方体育文化的浸润，使得悠久的传统河床中，开始流淌进来自 异邦文化的涓涓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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