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为“百兵之首”，也是其他器械的基础，在生活和工作中，随时都可 见到棍棒，或与棍棒相近的用具。如双节棍是李小龙创截拳道时，所改良 的独有软器械。它是由中国传统武术器械梢子棍演变而来的，具有携畨、 使用方便的特点。小小的改良，对中国武术走向世界是有一定启示的，鞭杆是流行于西北一带的木制短棍。它保持了棍固有的所有特点，同 时又吸收了短兵器械灵活多变的特点，经济适用。而棍还经常出现在少数 民族的文艺活动当中。如满族、蒙古族、彝族、白族、苗族、土家族、汉族等，都有摇击体鸣乐器连厢棍表演；被人们称为“流动的杂技”、“空中 的舞蹈”、“无言的戏剧”的背棍；流行于广西壮族的火棍舞……这些活动 都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了人们真挚的感情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棍派生的贬义词汇很多。如古时将“棍”与 “匪”、“贼”、“盗”等联系在一起。以及土匪、恶霸、流氓、强盗和某种 行业内有劣迹者的代称。还有带团伙性质的地方恶霸，被称“把棍”或 “立辊”。后来所谓的“拜把子”，四川袍哥的“舵把子”等应该也是这个 意。诸如此类的比喻还有很多，如赌棍、凶棍、势棍、土棍、光棍、监 棍、税棍、穷棍、强棍、棍徒、火棍、棍等、龟棍、蠢棍、恶棍、闲棍、 积棍、贩棍、地棍、巨棍、闯棍、流棍、营棍、豪棍、枭棍、族棍、刁棍、 林棍、党棍、里棍、乡棍、街棍、匪棍、讼棍、惫棍、窝棍、河棍、市棍、 商棍、藩棍、闸棍、黔棍、楚棍、杜棍、首棍等等。这些与地方的俗文化 有一定的联系。

余论武术器械上面仅对剑棍两种兵器或武术器械作了有关文化方面的研究，由此联 想到还有诸多兵器无人问津，特别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是明显不够的。我 们将以此为契机，引导研究生逐步展开对“十八般兵器”的系列研究，深 究它的文化内涵，以及不同时期所起的社会作用和今天的价值，以弥补 “武术史”研究中“兵械史”研究的不足。长期以来，在“武术史”研究 中发现，“兵械”仅限于形制的变化，缺乏对形制后的使用研究；仅限于 “兵械”的多寡变化，缺乏对多寡后的技能研究。对“兵械”的使用研究、 技能研究，可以有效探索武术的起源、战争的形式与规模，以及战争“兵 械”向武术“器械”的演进过程。总体看，“兵械史”的发展经历了旧石器 时代—新石器时代—兵器（武器）时代—武术器械时代，或者可以这样概 括：“兵械史”发展经历了初始兵器时代—冷兵器时代—冷热兵器结合时代 —热兵器时代。希望能引起同行的关注，今天的武术器械，无论从样式、图案、造型、重量、材质、工艺、设计、制作、使用等方面，与古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实用性而言，由 古之战争、搏斗、杀敌功能，走向今日健身、表演、装饰功能。从武术竞 技而言，1986年版的《武术竞赛规则》对相应的器械作了规定从两个规则比较看，％版微调了 86版枪棍的直径，而刀剑按运动员身高确定长度和重量，其科学性更高了，这也增强了比赛的公允性，一 些武术器械厂家也在器材的研发方面做着积极的努力。如以浙江“龙泉剑” 厂为龙头的企业，开发出多种适用不同人群需求的器材，并成为国家体育 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比赛指定用品”。随着武术比赛的国际化，器械的 标准化、规范化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如比赛棍是否就必须是木制的？ 还是研发一种统一的产品，并以专利的形式加以推广使用。这是一笔不小 的产业，值得期待。

侠文化与镖行文化的 传播论侠，即侠客，在古代有多种称谓，若按象意分有匹夫之侠、布衣之侠、乡曲之 侠、闾巷之侠和卿相之侠等；按直意分有游侠、任侠、私侠、豪侠、隐侠、义侠、盗 侠、儒侠、女侠、剑侠、剑士、剑客、刺客、死士、巨子等；后来又演义出忠侠、壮 侠、烈侠、仙侠、神侠、武侠等。侠，《说文解字》解释为：“侠，俜也旧时指见义 勇为、打抱不平的人。《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指讲义气、有勇气、肯舍己助人的气 概和行为。最早提出“侠”这个概念的是战国韩非子，在《五》中有“儒以文乱法, 俠以武犯禁”句，明确指出“侠”的特征是以其武力触犯法律，此时也是我国历史上 “文武分途”的一个重要标志。镖行是清以来形成的以武术为基本手段进行商业经营的专门机构。它的建立是 围绕着政治、文化、经济、商业为中心展开的，如当时北京就有十多家镖行，著名的有 八家：会友、永兴、志诚、正兴、同兴、义友、光兴、顺源。山西晋商活跃，镖行也 多，主要有志一堂、同兴公、太汾、昌隆、广胜、三合、兴元等。此外，河南、河北、 山东、沈阳、营口等地也有不同规模的镖行，其中孕育出一批身怀绝技的镖机构，其镖师（镖客）是以武术为载体，来保护商人、商品、现银、家宅 和经营场所，以及长途押运的安全。二者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期和历史背 景下，但至少有四点是相近的：一是“侠”与“镖行”的职业或行当的特 殊性；二是绝大多数成员来自于平民阶层；三是都以武术为载体实现目标; 四是有效传播武术的技能和社会声望，长期以来，人们认识和了解“侠”与“镖行”多来自于评书、武侠小 说或影视作品，其侠客与镖师超凡的武功和侠义精神给人们留下来极其深 刻的印象，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广大青少年，并为之追求和奋斗。文艺作品 和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和镖师毕竟高于生活，与当时真正意义上所发生的事 件是有区别的，但两者对武术的传播都是十分重要的。本讲试图从历史学、 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和印证两种文化对武术的传播问题，以其找到 影响的“正能源”。

侠与锞行的异同点产生的历史背景近人柳亚子先生有诗为证：“乱世天教重侠游”，很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侠”的产生与春秋战国时的社会形势大有关系。周王朝在西周以前，其统 治可以说是相当稳固。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洛阳）之后， 君臣上下等级名分遭到了破坏。王室衰弱，政归诸侯，西周时的“礼乐征 伐自天子出”，到春秋初年，已经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于是大 国争霸，小国图存。在一片混乱中奴隶获得自由，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和 商人，有一些则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隐民”或“私徒”。于是一个获得了 人身自由的平民阶级逐渐形成了。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更加激烈，可 以用“乱”与“变”两个字加以概括:礼坏乐崩，纲常失纪，正是在这 种情况下，才有了韩非子所说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乱法犯禁， 实在是因为“法”可“乱”，而“禁”可“犯'这样看来，乱世之中侠客的产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了。而清代镖行的产生同样出现在一个“乱” 字上，但与春秋时有所不同。在当时商业的无序发展，刺激了强盗而打家 劫舍，使得富商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处于多种不利的因素, 比如“货物贩运和资金运输困难；社会治安混乱对货物贩运和现银运输构 成威胁”等等。也正因为如此，镖行才应运而生。它的建立是围绕着政治、 文化、经济、商业为中心展开的。“镖局能对晋商提供社会支撑的因素是具 备镖局运营的人文环境，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镖局是一种危险性极高 的行业，镖局必须具有强桿好武的民风作土壤和武艺高强的拳师作支撑。”正是因为镖行的出现，从而消除了商业上为了寻求发展所带来的种种不利 因素，为商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亘古未有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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