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由“侠”而“武”的过程,既为人们对武侠角色合理性、理想化的 期待，又有周之士的历史渊源。

《说文》之所以把“士”训为“事”，是因其历史发展;无论是有职（仕） 还是失职（不仕），“士”都是凭才能，如文士的笔端、武士的锋端、辩士的 舌端（《韩诗外传•卷七》），而非籍世袭讨生活的人群。从金文看,“士” 作斧形或战斧形；斧在远古时代是成年人用作生产的工具和作战的武 器,是成年男子的象征。因此，甲骨文表示成年男子称呼的“父”也作手 持斧形。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甲骨文与金文的“王”字也作斧钺 形，与“士”相类。在原始社会末期，“王”用以称呼当时的军事首长， “士”用作王身边的亲兵；以后，“王”演变为阶级社会的君王，“士”演变 为阶级社会的长官。西周时代，“士”指称贵族阶层的下层贵族，处于大 夫之下、庶人之上,成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和有职位的统治者。李 根蟠认为,周代士人由宗法性武士向新型文士的演变，始于春秋晚年、 完成于战国时代。①周之士“有禄于国，有赋于军”（《左传》昭公十六年子 产语），他们从禄田中食其租税,在战时为国提供战车、充当甲士。随着 贵族支庶繁衍，总有部分疏族不能全部得到禄田，成为小块土地的耕种者;再加上军役繁重、贵族兼并斗争，更多的贵族（包括卿大夫和士）下降 为自耕农,士族也就有了“仕”与“不仕”区分;这些士人也逐步走上求学 以干禄的道路。同时，农民也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取得充当甲士资格， 成为军赋主要负担者。①周之士人集团的解体，从外部和结局看是由武 士而文士的过程，从内部和起点看也是土阶层分流为二的开始（“善长 于诗书礼乐”的“游儒”与“善长于武术技击”的“游侠”）。冯友兰受傅斯 年“诸子不同，由于他们的职业不同”的启发，在《原儒墨》和《原儒墨补》 二文中论证贵族政治崩坏时，下层贵族流入民间，成为以出卖技艺为生 的游士，“文专家”即儒士，“武专家”即侠士 （《三松堂学术文集》兀鲁迅 也有言道:“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流氓的变迁》），顾颉刚则 称我国士之兼修至此而分为二。“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惮用文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所业既专，则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作 极端之发展耳。”②“张仪的故事可以代表典型的新兴文人，……这种人 只有三寸之舌为惟一的法宝，凭着读书所学的一些理论去游说人 君。……他并无军事的知识，个人恐怕也无自卫的武技，完成是文人。 另一种人就专习武技，……如聂政与荆轲。”③另外，韩非子所说“儒以文 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也间接透露了士人解体后“儒和侠”一分为二的 现状。

在失职之士于才能和教育上由兼备兼包而分歧的人格裂变中，并 不完全如雷海宗所言，“士族阶级已被推翻，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也 随着消灭”④，不论是“好文者为游士”还是“尚武者为游侠”（吕思勉 《秦汉史》），他们又都从不同层面继承了西周六艺⑤兼备教育理想所在顾颉刚看来，老六艺的“礼"和“乐”出于当时见了人（王、诸侯、大夫、朋友）需行 礼唱歌之需要，是贵族至关重要的生活方式「射"和“御”为作战之用「史”，书也（因有专人 负责故不甚重要）「'数”用于管理。故老六艺可分为三类:行礼、作战、管理。塑贵族精神①，并且作为社会管理者（官吏）和保卫者（军人），他们也形 成了林同济所言的“刚道的人格型”——“以义为基本感觉而发挥为忠、 敬、勇、死的四位一体的中心人生观，来贯彻他们事业的抱负，守职的恒 心”（《大夫士与士大夫》，见《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 士人也通过两条路径向后世讲述他们才能之兼备和贵族之气质，一是人 们对他们的记忆，二是文献对他们的记载。他们的气节和武功，也以“影 子”的形式（或是脑海之影或是眼前之影），影响后来文士和武士的成长 以及教育的实践活动。从人们对士的记忆来看，农民与士的交往，不仅 发生于代耕士之禄田，而且也出现于随士征战的徒卒角色扮演之中。②也 就是说，“有禄于国，有赋于军”之士给所属之民的印象是“平时肆力于耕 耘，有事则执干戈以卫社稷”，民众不仅有他们对士人平时管理、国家和 社会责任担当的记忆，而且也有士人战时指挥之镇定、身先士卒之精神、 御射之武功等视觉映象。这样，士之气节和武功，也就经过与士耕战农 民的记忆，通过民间的传说和想象，以口述的形式将个体记忆社会化为 集体的记忆，逐渐转化为大众的集体无意识。从文献记载来看，在孔子 将周之武士教育的“老六艺”转换为文献教育的“新六艺”后，士的气节和 武功又通过历史记载的文本阅读浮现于读者脑海、跃现人们的眼帘：拨 动他们的心弦、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升华他们的灵魂、推动他们的实武者，虽然仅仅“学了贵族的武艺与外表的精神”、“专习武技”，但是他们也“私淑 古代封建贵族所倡导的侠义精神''（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 版，第8页），继承了士之武术及武之精神。同样，文者，在传统社会传唱仁义道德、维护社 会秩序、承担社会责任,如他们通过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征税、弘扬儒学价值观念等 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管理（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 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也对亲族邻里“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 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曾国藩家书》），于动荡时期组织团练维持乡里秩序 （参见［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近 代以来，通过公所、会馆、学会等社会团体，在政府之先对现代化作出反应（参见［法］白吉 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农民不仅为士提供禄田耕作的劳役，而且也充当战时士（作为甲士）出征的徒卒。 参见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邹水杰译，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李根蟠:《从〈齐语〉和〈小匡〉看周代的士农关系——“西周士为 自由农民“说质疑》,《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8页。 践，并于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消费与生产中得以传唱。①也就是说，在文本 解读之实践和潜意识运动的共同作用下，人们保持着对士族人格“气节 和武功”的大致概念。这样看来，按照“气节和武功”创作的“武侠”形象, 可谓周之士的回归，也是人们对春秋以来士之人格分裂症的医治。当 然,人们对士人历史记忆的唤醒，也与人有“缓急”、遇害不能自救、寄希 望于“赴士之厄困”的侠客（《史记•游侠列传》）的现实生活有关,具有现 实生活之诱因。也就是说，武侠形象的生产，既有陈平原所说的现实需 要，也有人们对周之士族美好记忆碎片的复原。

另外，在武侠“平不平”主题的文化生产中，人们又补充了“报恩仇” 和“立功名”主题。在陈平原看来，这一新主题的“引进”，虽于20世纪二 三十年代形成气候，但在唐代已见端倪。②其“报恩仇”生产，是应对激烈 尖锐社会矛盾中的人们需要有“坏人受到王法的惩治,好人沉冤昭雪”的 精神满足。其“立功名”生产——通过主人翁命运由坏变好及社会地位 的提升、打抱不平的侠客受到封赏而发迹变泰③等情形——给生活在社 会底层的大众以希望与抚慰。例如，近来热播的《上海滩》、《刀锋1937》 等影片，在其“由小混混到江湖老大”的叙事中，迎合的是社会转型期社 会阶层流动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心理。这也是武侠主题的文化生产之所 以能够赢得不同身份阶层的读者大众喜欢的缘故，武侠的生产如于丹所 言，是“心灵的鸡汤”，体现出人在“缓急”的现实需要之外,还有精神生活 的需要。这种情况，即使是帝王也不例外，如退位做太上皇颐养天年的 宋高宗赵构，对此清诗人厉鹦根据宋代史料撰写的《南宋杂事诗》中描 绘道：与戴书生。

除了退休皇帝喜欢听事关兴亡的武故事之外，高宗的皇后吴老太太也爱 听“神怪幻诞等书”（宋人张端义《贵耳集・上》）。

第二节武打片的武侠生产:从“功夫武侠”到“文化武侠”武打片对武侠的生产经历了“侠义主题的武侠片、打之真实为目标 的功夫片、结合侠义和打之真实的武打片”，并在主题转换的历史中出现 了三位重要的武打明星: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由于他们处于中国武打 片生产的不同历史时期，也塑造了类型不同的武侠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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