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是一个由蒙昧向文明迈进的时代，群居生活构成了它的基本 特征，无论是狩猎、战争，还是武舞、巫术等都是以协同合作为前提的, 没有明显的文武分工，是典型的“混沌”状态。虽然当时分工粗糙，但在 合作中逐渐形成了人们所认同的“天不私覆，地不私载”的理念，并揉入 到部落的生产和生活之中，“不私”就是当时的文德，狩猎和战争就是武力 之表现形态。曾发生在历史上著名的“蚩尤大战”可谓是原始部落最早的 武力展示。蚩尤为炎帝的后裔，《史记》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 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 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蚩尤是非常勇猛的，黄帝打败他付出了 巨大的代价。这些部落战争有力地促进了器械的制作和技击技术的发生和 发展。它体现了武力为先的原始战争特点，同时也印证了民间武术源于军 旅武术的结论。自古以来，文德被视为文教治理手段，而武力是军事镇压手段。《说 苑•指武》有：“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武当山武术的产生和 形成与古代战争及德教是密不可分的。翻开《中国武术史》相关的书籍, 较为一致地认为“武舞”是古代武术活动的发端之一。当然“武舞”的形式有多种，其中的“干戚舞”在禹伐三苗之战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 也为武当山武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禹伐三苗“丹水之战”是武当山原始部落中最具影响力的战争，它的 起因与纠纷始于尧舜时期。“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这在 《吕氏春秋》和《六韬》等史料中都有相应的记载，它反映了最早的武当山 地区的战争。丹水之浦指的是武当山下、鄂豫交界的丹江河畔（今丹江口 地区）。战争的结果，据《帝王新纪说“诸侯有苗处南蛮不服，尧征而克 之于丹水之浦”。舜即位后，对三苗实行了军事镇压与德教感化的双重策 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舜晚年，面对三苗的再次反叛，亲自率兵 “南征三苗，道死苍梧”，依然留下遗憾。此时，禹凭借权势和威望继承了 舜位，为了巩固王权，禹统领众多邦国君长，并以奉行天命的名义对三苗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武力征伐。这就是《韩非子•五蠹》中记载的：“当 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经过此次沉重的打击，三苗后世就此一蹶不振。这场战争实质是“蚩尤大 战”后裔的延续。中国古代原始部落自产生以来，经过不断发展、融合， 到新石器时代曾形成了五大部落群，即华夏、九夷（黎）、诸戎、群狄和三 苗（蛮），其中“九夷”就是蚩尤领导的湖北梅山部落。“蚩尤大战”战败 后，其部落逐渐解体，遗族向南回迁，其中一支退到江淮洞庭一带，并组 成新的部落集团，史称“三苗”。至禹帝时，三苗最终战败，部落再次分 化，最后退回峰高林密、可渔可猎，有险可守的老家古梅山，开始了力抗 王权的“化外蛮夷”生活，也就有了史书上“梅山蛮性彪悍，历不服中土” 的记载。真可谓是：禹攻三苗之后，“神民不违，天下乃静”。

舜在尧时单一的军事行动基础上，而又增加了文德教化，但由于力度 不够，没能奏效，最后还是通过强大的“执干戚舞，有苗乃服”，结束了外患。这也验证了“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的道理。此时是一个重武轻文的 时代_。值得一提的是，禹为什么使用“干戚 舞”制服三苗？而不是其他兵器？这恐怕 与古代初民的神话传说有关。据《山海经》记载：“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乃以乳为 眼，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神 怪、天帝是不存在的，但盾与斧却反映了当 时战争所用的兵器，并对禹产生极大的启 示。这正是他成功的秘诀。人们为了纪念禹 的历史功绩，在他死去的绍兴会稽山建造了 大禹陵，在大禹像的身后有九柄黄斧，其寓 意更加丰富。有战争的武器、治水的利器、执法的刑具、“九五（斧）自尊”等含义。文事与武备构成国家安全的双面利剑自夏朝建立以来，文事与武备便成为国家安定与发展的两大管理系统。 文事是指文治和教化等范畴，而武备是指军事和武装等范畴，在当时奴隶 社会的背景下，武备比文事显得更为重要，并有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的共识。启继位之初，有扈氏（今西安一带）就起兵反抗启。启与有扈氏 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灭有扈氏，王位始得以巩固。其子太康继位后， 荒淫无道，东羿首领羿趁机起兵攻夏，太康逃死于外，传弟仲康。仲康死 后，其子相立，又为羿所逐杀。相妻逃奔有仍氏，生少康。少康长大后， 开始联合拥夏势力复国。从有关夏代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战 争的记载。

春秋战国之际，诸侯相竞，讲求武备，“独尊儒术”、“君子勤礼”受到 极大冲击，又因与夷狄杂处，非尚武事不足以图存，因此是一个列国混战、 攻伐最剧烈的时代。在春秋时期的294年间，战争竟达483余次，《战国 策•赵策三》载，当时七雄都“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在战 国时期的254年间，战争也达230次，大量农民涌向战场，最终结束了车甲 纵横的车战时代，使军队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频繁用兵、连年征战的过程中，无疑会促使兵器得到改进、攻防技术得到发展秦统一六国后，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 家。后来的各代依然是以武备换取国家的安宁。战国时代的吴起在总结战 争的原因时认为，“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 饥。”由于连年战争，引起了文人雅士的感叹。如南朝梁武帝的长子、文 学家萧统就强调：“偃闭武术，阐扬文令。”指出要停止战争，提倡文教。 尽管如此，也难以改变社会上主张“文德不如武备”、“习礼不如讲武”的 状况，以至于出现了 “文武分途”，并彻底打破“混沌”状态，而进入“分 离”状态。“文武分途”实际是国家的大事分两大系统来分立管理，以形成 “文教治内，武备对外”的新格局，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必然会出现两个阶 层。一是“士”（文士）阶层。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 子。它是以文为主体，尚礼重德，且以读书做官为主要人生追求的群体。 如文儒学士和纵横策士等。二是“侠”（武士）阶层。侠，旧时是指有武 艺、讲义气、肯舍己助人的群体如豪侠武士和刺客剑士等。它是以武术 为载体，通过行侠仗义的活动而得到社会的关注与认同，可以讲，在不同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侠客以出身贫贱、武艺超群、仗义疏财、同情弱者、 扶弱济困而起到了较大的正面作用，并受到人们的普遍好评。但“儒以文 乱法，侠以武犯禁”也是显而易见。介于两者之间的还有导引方士和神仙 方士等。文武分途后，秦以来重文轻武现象日益严重。客观上保证了文事和武 备的双方需求，但实际上是各有专攻，各行其是，并逐步造成了双方的对 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时重文轻武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偏见， 而领兵作战的将领多又勇猛过人、性格刚烈，被文人贬为“武夫”，客观上 又相对缺乏书写能力，留给后人的兵书、武术史料很有限。综合上述，得 出了错误的认识，而且流行长久。

浏览454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