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其从产生到现在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主要指中国武术退出军事舞台前的发展历程，第二阶段主要指20世纪到21世纪之间的发展历程，第三阶段主要指武术自21世纪开始到现在漫长的发展历程，具体如下。

（一）以军事战阵技能和个体实用技术为主的发展阶段

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事物始终处于持续发展和不断变化的状态下。我们对任何事物都应当历史地分析和发展地分析，对于武术同样如此。一方面，不可因古代武术属于技击术中的一种，就机械地认为现阶段中国武术的性质依旧是技击术；另一方面，不可因现阶段的中国武术的主体性质是体育，就把古代武术也理解成体育。自很早开始，武术都是以技击实用技术的角色存在和发展的。对于远古时期的先民来说，他们为避免受到凶禽猛兽的侵袭而不得不被动自卫。原始人从个体到氏族部落都会因为切身利益组织和参与各式各样的争斗或者战争，这些都为中国武术的初步发展注入了巨大推动力。因此，中国武术是原始人为进一步满足生存需要和自卫需要，在长期参与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武术的产生规定着武术的发展。原始人个体间的私斗和氏族部落间的集团战争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武术顺着民间武术和军事武术两条线逐步发展。具体来说，民间武术就是个体间与小团体间出现利益冲突时，人们为达到攻防技击目的和防身自卫目的而运用的技术；军事武术就是用于集团战争的军事格杀技术和相关的个体技术。通常情况下，民间武术的大多数技术是个体技术，主要目的是将对方制服；军事武术的大多数技术是群体战阵和协攻协防的技术，主要目的是使对方受伤、残疾甚至死亡。

近些年来，部分学者提出了军事格杀的技术不在武术范畴内的观点，从本质上来说，技击特征是中国武术最显著的特征，冷兵 器时代在军事领域产生的群体格杀技术是规模最大的技击，这些群体格杀技术具备明显的技击特征，所以其必然在武术的范畴中。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何良臣的《阵纪》等武术资料强有力地说明了军事和武术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倘若把军事和武术视为两个集合，军事武术就是这两个集合的交集。

从广义层面来分析，民间武术是个体“军事”，古代乃至现代的很多习武者都想要达到防身自卫的目的，而民间武术恰恰一直沿着攻防技击的方向持续发展。

毋庸置疑，武术在以军事战阵技能与个体实用技术为主的发展历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文化对武术的影响过程恰恰是中国武术在以军事战阵技能与个体实用技术为主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的过程。

通过上述讨论和分析不难得出，国家或个人用于防卫的工具就是古代武术的本质。

发展至宋代后，火器逐步被应用于军事领域，火器的广泛应用导致军事武术体系呈现出衰退趋势。但需要说明的是，军事武术完全退出军事领域的时间是20世纪初。1901年，光绪帝废除武举制是武术退出军事舞台的重要标志，尽管少数军队中依旧存在作为武术实用技击术组成部分的军警格斗术，但只是小范围的，不能和古代“堂堂之阵”的两军对峙相比。对于小范围内的民间武术发展现状，有学者指出发展至19世纪末期，民间武术家依旧或多或少地侧重于应用格斗技能。发展至民国，在西方体育的影响下，中国武术逐步朝着近代体育的方向发展，武术朝着体育的方向发展是中国武术即将迈入崭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二）以政治和经济工具为主的发展阶段

中国武术的体育化发展过程是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具体如下。

L侧重于政治的发展阶段

有学者认为，西方体育传入中国后，我国着重接受的是形式。 体育于20世纪初期传入我国，这个时间段恰恰是西方体育在战争和殖民扩张影响下被扭曲成政治工具的特殊历史阶段，率先传入我国的体育是在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兵操，兵操作为体育形式中的一种在军队和学校中大范围开展起来，开展兵操的直接目的是培养军人。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马良创编了“中华新武术”，其创编目的是更好地训练军警与学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初期废除武举制与严厉禁武的举措使得中国武术的发展面临很大阻碍，民国成立后中国武术迅速崛起且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迎来新的发展高潮，这和当政者深刻认识到军民国教育价值有很大关系。很多人认为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获胜的原因是日本大力倡导武士道精神，这些人指出尽管武术在军事中充当直接作战方式的价值已基本丧失，但武术的精神教育价值并未消失，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武术慢慢演变成军民国教育的关键内容。1904年，梁启超在《中国武士道》中率先提出发展武术教育的观点，教育家徐一冰于1914年向教育部上书“拟请于学校体操科内兼授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必修科以振起尚武精神”，教育部于1915年采纳徐一冰的建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各式各样的武术社团和会馆都大力倡导“尚武精神”，武术逐步演变成为振奋民族精神、塑造尚武国民以及“强种保国”的教育方式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民国时期武术的社会地位，在中国武术的发展过程中注入了很大的推动力。

发展到民国初期，在国家大力倡导民族精神教育的影响下，基于武术运动的尚武思潮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尚武思潮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推到最高点。在“强国强种”观念的影响下，张之江于1928年在南京建立中央国术馆，随后将国术馆推广至我国多 个省市和地区，自上而下的全国国术馆系统逐步构建起来，这标志着20世纪武术发展出现首个高潮。

综上分析不难得出，尽管民国时期的武术已经从一门实用技术发展成体育，但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其作为体育项目所具备的体育独有的人文价值，而是其具备的军国民教育价值，即政治价值是武术在那个时期快速发展的关键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冲破桎梏、采取多元化手段展现新中国形象、提高国际地位，所以体育界大力发展高水平竞技来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演变成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除此之外，针对当时我国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实际需求，体育界人士为适应这一需要开始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和提高全民体质水平，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体育理论也顺承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用于生产、增加财富的发展思路，此外很多和娱乐、休闲、享受、资产阶级味道有关的学科理论被舍弃。

针对包括武术在内的民族体育的发展态势，《新体育》1953年的一篇新社论指明了新方向，随后武术套路逐步变成武术发展的主流，同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值得一说的是，这个时期蕴含着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传统武术遭到冷遇，很多优秀拳种在“文革”时期被打入冷宫。

20世纪70年代的“乒乓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的外交局面，此外中国武术队陆续出访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举例来说，1973年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美国并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接见，中国武术代表团在这一时期先后访问了世界多个地区，充分彰显了新中国的新形象。

以上也间接揭示了那个时期竞技武术套路演变成武术发展主流的原因，即竞技武术套路能向世界展现新中国的新形象，能有效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其发挥的政治作用尤为显著。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从我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奥运会的过程中发现，发展高水平竞技运动和增加金牌数量成为世界各国展示综合国力的一种方式，诸多国家纷纷踏上竞技体育发展道路。从我国整体情况来看，竞技体育进一步唤醒了广大国民的爱国热情，对我国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产生了显著作用；具体到我国各省（市），各地领导开始把注意力聚焦到全运会上，他们尝试通过大力发展竞技运动和增加金牌数量来显示政绩，全运会中的竞技武术自然也被高度重视。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得出，在西方体育的影响下，逐步朝着体育方向发展的武术倾向于为政治服务，政治需要对武术发展好坏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当下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20世纪的中国武术。综合分析当时的情况会发现，密切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中国武术的政治功能予以高度重视、深入探究体育的军国民教育价值、积极向世界展现新中国的新形象，符合我国国情和整体发展局势，也是中国武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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