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魄,表现在一是政治上较开明;二是不设夷夏之防。中央王朝与内地和少数民族及外国交通联系紧密。 这就使得侠客有了活动必须的自由环境。北方少数民族 的尚武习俗，也因之得以浸入。隋末和唐代，有普遍的尚 武任侠之风。《旧唐书》载柴绍“幼趟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丘和少“重气任侠”，其子行恭“善骑射，勇敢绝伦”《隋 书》亦云：段纶“少以侠气闻”②。《新唐书》说神通“少轻侠③。以上数人，同为唐室元勋，且又同为游侠少年，可见 当时任侠风习之盛。当时关于任侠的记载，比比皆是：《旧唐书》载：刘弘基“少落魄，交通轻侠”；《隋书》 说刘权“少有侠气,重然诺，藏亡匿死，吏不敢过门”;王迎 “少好游侠，年二十尚不知书”等等。在尚武任侠的风习中，唐王室成员身体力行。唐太宗 李世民本身就是一员猛将。据说他曾在战场上手刃千人 以上。其兄弟建成、元吉等，皆武艺超群，勇猛善战。明茅 元仪《武备志》云：“唐太宗有剑士下人，今其法不传.断简 残篇中亦有歌诀，不详其说。”唐太宗手下集合的这一批 猛士，在其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立下殊勋，“玄武门之 变”，一举消灭了他的对手，从而登上皇位。李氏家族尚武 的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 六载:“汉王元昌所为多不法，上数谴责之，由是怨望。太 子与之亲善，朝夕同游戏，分左、右为二队,太子与元昌各 统其一，披毡甲，操竹稍，布阵大呼交战，击刺流血，以为娱乐隋唐时期民间尚武之风亦甚浓厚。隋末少林寺僧，助 唐王李世民击败王世充便是突出例证。李世民率军向洛阳讨伐王世充时，王世充在距少林寺五十里属少林寺屯 地之柏谷筑辑州城，令其侄王仁则据守。少林寺僧配合李 世民大军,击溃王世充军，昙宗、志操、惠场等十三人擒捉王仁则，越辑州城献俘于李世民，立下战功。后昙宗和尚 被封为大将军;其他僧人不愿受官，均赐紫罗袈裟。又赐 少林寺地四十顷、扎碾一具。少林寺从此以武功闻名于 世。唐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七月，银青光禄大夫、吏 部尚书裴濯著文并手书《少林寺碑》，详记了少林僧助唐 立功，寺以武显的史实。由于长期存在 北方突厥民族入侵 的威胁，整个唐代 均鼓励民间习武。 武则天时，她“恐人 忘战”，便“制为土 木弓，于里闾闲，教 人为骑”⑥。唐代诗人写侠 客事的极多，李白 (701 —762)便有一 首著名的《侠客行》。其诗云“十步 杀一人，千里不留 行”，这该是何等的 功夫；“三杯吐然 图53武士俑 唐代 甘肃敦煌出土 诺”，“纵死侠骨香”，又该是何等的豪迈。李白的诗不仅是 他浪漫的想象，也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据说李白曾随名 师学剑，剑术高超。魏颍《李翰林集序》说他“少任侠，手刃 数人”。《传经宝文集》则称其“性倜傥任侠，弱冠时尝手刃 数人”。可证李白诗中所云并非虚构。唐代武侠小说的繁荣，显然与唐代的尚武任侠之风 气盛行密切相关。刘悚《隋唐嘉话》中有一名英公者有这 么一段话:“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 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 人。年二十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尚武任侠，显然 是一种社会普遍思潮，唐代武侠小说的繁盛，正植根于 此。侠客行侠的工具是刀、剑,行侠的手段是武艺。任侠 的风尚，人们对福客的崇敬，自然会大大推进武术的繁荣 发展。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摔跤活动继两晋、南北朝的衰 落之后，重新复苏而盛极一时。隋文帝时，曾一度禁角抵。《隋书•柳或传》云，柳或 曾上书称:“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 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于是 文帝下令遣散伎工乐人，“禁杂伎百戏咆。隋文帝禁角 抵，一方面是因为角抵戏铺张奢华，“糜费财力”，与之倡 节俭的主张不符合；另一方面，可能也与隋文帝一再颁布 “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人间甲仗，悉皆除毁”的禁武令 有关。然而这个禁令不久便废弛了。隋炀帝时，角抵重新 盛行，他本人也极为喜好。《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六年 （公元611年）春正月丁丑，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伎 异艺毕集，终月而罢，帝数微服往观之。”角抵的复行而无 法禁止，当既与统治者、也与百姓的喜好有关。唐代的符玉，大多对角抵之类有着浓厚的兴趣。唐玄 宗“每赐宴设隋、唐、近代民间角抵活动开展亦很普遍。《隋 书•柳或传》载:“京邑外州,每以正月望夜于塞陌聚戏朋 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角力记》云：“河南有庄宗之遗 俗，故人多习焉。”又云：“五陵、鄱阳、荆楚之间，五月盛 集，水嬉则竞渡，街房则相攒为乐。”又有所谓“蜀都之 风”，“为社，募桥市勇壮者，敛钱备酒食，约至上元, 会于学社山前平原作场,于时新草如苗，□侯人交，多至 日宴，方了一对，相决而去。或赢者社出物赏之，采马拥之 而去。观者如堵，巷无居人。从正月上元，至五月方罢”。 由此可见观众情绪之激烈及角抵竞赛持续时间之 长。隋、唐、五代的角抵，多为在节日举行的一项喜庆观 赏活动。《酉阳杂俎》云：“荆州百姓郝惟谅,性忿率，勇于 私斗。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寒食日，其徒游于郊 外，蹴鞠、角力。”《角力记》亦载：“文宗开成中寒食节，御 勤政楼，观角抵。”《旧五代史•钱镂传》云：当时“每值八 月十八日，浙江潮水大至，谓之看潮”。这一天，钱“必命僚 属登楼而宴，及潮头已过，即斗牛，然后相扑”。由《角力 记》所载可知，“蜀都之风”的摔跤比赛，是在“上元节”举 行。五陵、鄱阳、荆楚之间，“五月盛集”，除相扑外，还有 “竞渡”，看来这是端午节。《吴兴杂录》云唐时“七月中元 节”，也举行角力相扑活动。《隋书•柳或传》则称都邑百 姓“作角抵之戏”，在正月十五日，是元宵节。由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相扑场面。《续文献通 考•乐考》云:“角力戏，壮士裸袒相搏而角胜负。每群戏 既毕,左右军擂大鼓而引之《唐音癸然》载:“凡陈诸戏 毕，左右军槌大鼓,引壮士裸袒相搏较力，以分胜负。”这 两段文字可以说明:一、当时角抵比赛是以擂大鼓开场 的;二、角抵时双方均裸露身体的一部分。这从敦煌藏经 洞旧唐代怫幡绢画上亦可得到证明。这种装束，与 今日本大相扑装束相似。《角力记》记载了为一幅摔跤壁 画所配的诗,诗云：“愚（黑）汉勾却白汉项，白人捉却愚 （黑）人徽，如人莫辨输赢者，直待墙陵始一交（跤）一人 勾颈，一人抱脚，相持不下。《角力记》又载,前蜀相扑高手 石彦能，曾与相扑人述比试，结果述为石彦能“伺机入腰 而倒”。看来，当时角抵等仍是以摔法为主的。大阵山车、旱船、寻横、走索、飞剑、角抵” 诸戏②。唐宪宗曾于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二月乙亥， 御麟德殿大宴群臣及公主、郡王等，“观击鞠、角抵之戏、 大合乐，极欢而罢”③。唐穆宗曾于元和十五年二月癸酉 朔丁亥，“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日戾而罢”。不仅这 次从早看到晚，而且“自是凡三日一幸左右军及御宸晖、 九仙等门，观角抵、杂戏每隔三天就要观看一次角 抵。唐敬宗曾于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六月丁酉朔甲子， “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明驴鞠、角抵”⑤。唐文宗 曾于开成四年（公元839年）二月癸酋朔戊辰，“幸勤政楼 观角抵、蹴鞠”⑥。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唐武宗“颇好 田猎及武戏”⑦。唐僖宗、唐懿宗、唐昭宗,都对角抵戏感 兴趣。五代十国的国君亦多有好角抵者。吴越武肃王钱修， 史称其“少拳勇，喜任侠”*唐末曾以相扑技艺知名的蒙 万嬴，唐亡以后便投奔钱镂⑨。钱镂对蒙“待之甚丰”。这 时蒙已年迈，“然犹出场累胜，王令指教数人”。另有一叫 李青州的人，角力赛中“殊无敌者”，后来也投奔了钱镂。 这充分说明了钱镂爱好相扑®，也爱护相扑人才。前蜀顺 正公王衍，曾致送“相扑人述”与凤翔李茂贞，以为“通 好”⑪。不言而喻,李茂贞也对相扑有所偏好。南唐统治者 李升、李璟、李煜f皆好此戏”⑫。五代十国的沉迷于角抵 的统治者中，最典型的是后唐庄宗李存勖。《册府元龟• 帝王部•宴享》载，同光三年（公元925年）二月，“帝（李 存勖）在邺，业已击球于行宫之鞠场;诸事帝从臣等供奉， 赐定州王都金鞍御马，鞠罢。宴王都于武‘德殿之山亭宣教 坊，乐阵百戏，俳优角抵，夜漏一鼓方罢”。李存勖不仅观 赏摔跤，而且亲身参与。同光二年，“帝（李存勖）尝与右武 卫上将军李存贤手搏，存贤不尽其技。帝日「汝能胜我， 当授蕃镇存贤乃奉诏,仅仆帝而止。……帝以存贤为 卢龙行军司马，旬日除节度使。日：'手搏之约，吾不食言矣八。《旧五代史•李存贤传》也载有此事，其文云:“存 贤少有材力，善角抵。初庄宗在藩邸，每宴，私与王郁角 抵斗胜，郁频不胜。庄宗自矜其能，谓存贤日：'与尔一搏, 如胜，赏尔一郡'。即时角抵。存贤胜，得蔚州刺史。”两文 所载，在授节度使还是刺史上略有出入，但以官职作赌注 的说法却是一致的。这虽荒唐，但由之可以看出当时统治者对角抵的喜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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