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镶局产生年代的推断
山西具有镖局产生的生机背景和人文土壤，且具备千里走镖的武术实力。这并不能说镖局一定就是由山西产生的，对镖局产生的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历史文献资料中关于镖局起源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镖局起源的争论的几个观点
(1)清初山西人张黑五在北京开设。1928年，武术界一代宗师万籁声箸《武术汇宗》是被公认为研究武术史的权威箸作之一，“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乃系清乾隆时，山西神拳无敌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大街，嗣由其子怀玉，继以走镖，是为镖局之槁矢。”在书中认为镖局最早是由一个神拳张黑五的山西人在清乾隆年间创办，其目的就是保障晋商来往的银两安全。
(2)傅衣凌在《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中提出了另一种看法：“明清两代江南的标布多北鬻秦晋，我疑清代的标客，即源来镖布客商，而标局则为护送布商而得名。” “标”意指“标布”，而明代记载的“标客”也都和镖布和商人有关：如《村江府志》载明代万历年间朱家角镇是远近闻名的标布贸易中心，该镇“多标行”有数百家布号“京省标客往来不绝”。
(3)《金瓶梅词话》内有三例相关片段：员外道：“你们却不晓得，西门大官家里豪富泼天，金银广布，身居右班左职。现在蔡太师门下做个干儿子，就是内相、朝官，哪个不与他心腹往来。家里开着两个绫缎铺，如今又要开个标行，进的利钱也委是无数。”（第55回）话说西门庆那日陪吴大舅，应伯爵等饮酒中间，因问韩道国：“客伙中标船几时起身？咱好收拾打包。”（第66回）这文嫂方说道：“县门前西门大老爷，如今见在提刑院作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旧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府、巡案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第69回）从上述片断，根据对该书出版年代的考证，可推测镖局产生于明末。
（4）标局，即镖局，相传为清初顾炎武与傅山、戴廷轼为了反清复明而创设。他们招雇有武功的人，积蓄革命力量，为躲避清政府的注意，以保护商人运送现金或货物为名，组织标局。
（5）卫聚贤考证，蒲松龄写《聊斋》是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书中已经提到镖局，可见在康熙年间镖局已经存在。
2.分析讨论
（1）《金瓶梅》所述之镖行中说有两个要素，是必须拥有相当殷实的产业和一定的政治背景，这和云游客《江湖杂谈》所提：“镖局者，既非殷实商家，又无充裕资本，都是几位武术家组织而成，并雇用把式匠数十人，为之轮流保护车辆而已”；和方彪《镖行述史》：“即使在镖局生意兴隆的全盛时代，也不会有哪位富翁出资兴建一个镖局，因为镖局几乎是无本的买卖，用不着多少资金便可开一个镖局”；以及李尧臣在《保镖生活》中阐述的：起先，有些会武术的人，住在客店里，等候客人雇用。他们只推着一个小车子，客人雇妥了，就推着小车子上路，一天要走80里地，这是保镖的源起。”相距很大，因些《金瓶梅》中关于镖局的起源的推论是应该商榷的。江湖丛谈为云游客于1936年10月在北平时言报社出版是清末明初北方江湖艺人和行规和活动方式、江湖行当的黑幕和手段等，包罗甚丰大多为作者身临其境而掌握的第一手感性材料，是研究清代社会史重要的资料
（2）傅衣凌在《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中提出标局为护送布商而得名，并说明代记载的“标客”也都和镖布和商人有关。这一提法与成书于明代的《金瓶梅》中多处提到的西门大官人家豪富泼天、金银广布的来源是其经营的生意。其中有两个绫缎铺（第五十五回），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第六十九回），可见西门家主要经营的都与布有关，两者比较，我疑其所提标行、标船乃是经营标布之行，是经营标布批发生意的，与镖局无关。
（3）除《金瓶梅》夕卜，尚未发现其他明代的文献中有有关镖（标）行、镖（标）局是保镖行业的记录，也未发现其他相关佐证可以推论出明代镖局就已产生，仅赁对一本书的推论就得出其起源是明代的江南是不科学的。
（4）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的日用百科全书《三台万用正宗》卷二一《商旅门》，辑有一篇《客商规鉴论》；清初澹漪子所著《士商要览》卷三中的《士商十要》。这两篇专述客商必备常识，为客商提供了商旅途中的各种防避不测的方法。但均未提到镖局护卫，可见当时镖局尚未产生。
（5）而成书于1928年的万籁声所著《武术汇宗》所阐述的镖局起源于山西神拳张黑五却是直指镖局的，这和卫聚贤考证的镖局产生在康熙年间、以及传说镖局为清初顾炎武与傅山、戴廷轼为了反清复明而创设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故黄鉴晖在其《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中说张黑五得以率先创立镖局，是因为山西是“形意拳故乡”，培养有众多武艺高手，使拳弄枪（矛），可以与盗贼搏斗，为客商提供旅途安全服务。以上论述虽尚不能得出镖局的起源是在清初、由山西人创立的推断，但却是当前证据之下的最可能的结论。因此从镖局起源的争论来看，镖局的起源是清康、乾时期。
（6）再考证顾炎武（公元1613 ~ 1682）、傅山（公元1607 ~ 1684）、戴廷轼（1618-1691）,三人均至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前后去世。这又和卫聚贤考证的蒲松龄写《聊斋》是在康熙二十八年形成呼应，故镖局起源的确切年代应为康熙初。
（五）总评
通过对有关史料的研究与甄别，得出如下结论：清康熙初期的山西，既有镖局产生的生机背景，又有镖局产生的人文土壤，镖局由山西武术高手所创立。镖局的出现不仅为社会带来了经济安全保障，而且为武术高手提供了凭本领体面挣钱的生179计。镖局的社会效应促使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二、清代以前镖局之雏形
清之前商品经济的发展缓慢和政治上的束缚使其不具备镖局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但以武术保护弱小、抗暴安良则是我国传统的武德，侠义之风源远流长。具备了镖局的稚形。
(一)清之前不具备镇局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开始，我国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经数代，其根本的社会制度却在各个朝代延续，一直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邻村相望、鸡犬相闻、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几乎都实行专卖制度，至清之前，社会尚不具备镖局产生的社会条件。方彪在其作《镖行述史》中论述镖局起源时对清之前的商品经济状况进行分析，“从春秋时管仲为齐国之相即对盐铁实行专卖，汉代制定了更严格的盐铁专卖制度，由生产到销售，均为国家所控制垄断，并把这种专卖制度扩大到酒类，同时制定了调剂物资余缺的均输法，平抑物价的平准法，平抑粮价的‘常平仓’，几乎把全部国内商业活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汉代开丝绸之路，打通了国际商道，但是贸易不是双方民间的自由贸易，而是在政府严密管制下的官营贸易。三国两晋南北朝均继续执行专卖制度，从总体上来说，这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在战乱分争中，能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业活动，绝非民间商贾。故蜀、楚一带的水盗以锦为帆，人称之曰‘锦帆贼'；地处中原的南燕王朝，君臣都以千匹蜀锦为不可思议的事，可见统治阶级上层在动乱中，也很难涉足于长途贩运。所以两汉和隋唐之间，是商品经济的低潮期，交易的范围、市场、数量都缩小了。隋唐统一以后, 唐朝的统治者松动了过去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但也推行专卖制度，并把范围扩大到茶。在国际贸易上，唐廷在陆路设立市监，海道设市舶司进行控制和管理。从总体上来说，唐代的商业虽然得到了发展，但商业经营大都掌握在官府和贵族官僚手中，商业主要是为上层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人民生活所必备的盐、酒、茶，仍为官方所垄断。宋王朝全面加强了专卖制度，把专卖范围进一步扩大，除前代已有的盐、铁、酒、茶专卖品外，又将香药、石炭、醋、碗等物品列入专卖，凡有利可图者，几乎囊括无遗，而且干预经济生活和商业活动的机构繁多，如榷货务、博买务、市舶司、市舶务等等。元代商业繁荣，这与全国统一、疆域扩大、海运和漕运的沟通、纸币和交钞的发行都有密切的关系。元代的专卖范围比宋代有所缩小，仅限于盐茶引岸制和酒类专卖制。元廷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也实行过几次海禁, 但都是暂短的应变之举，所以禁后即开，总体上是积极开展海外贸易的。元在初期是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所以陆路贸易也很发达。自周代建立起来的驿站制度，经秦汉、唐宋的不断完善，到元代时已经成为发挥重大作用的邮寄和交通运输系统,《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元代的驿站大为赞叹。元代的欧亚商路是沿军事政治的驿路而行，商队依靠军队的保护，从总体上讲，不论海路还是陆路贸易，都被贵族官僚和色目富商所垄断，而且服务对象都是上层。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已经进入了后期阶段。明朝中叶以后，封建人身束缚有所松弛，市场上出现了自由劳动力出卖者，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历史条件已趋成熟，反映在商业上是专卖范围进一步缩小，仅限于盐茶开中制度。开中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民制、官收、商人运销的就场专卖制，用现代经营术语产、供、销来讲，产就是民制，供就是官收，销就是商人运销，专卖的两头已是民营。明代推行海禁政策，进行‘朝贡’式的海外贸易。清代鸦片战争之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于广州设十三行垄断海外贸易。在明清两代外贸政策的限制下，我国城市工商业者开辟国外市场的可能性变得极小。清初盐的专卖制度基本上沿袭明制，后发展成国家只就井灶而征以课，就盐引而榷以税，制盐费用由灶户自办，购盐成本由商人自筹，国家坐收盐课而已。嘉庆、道光年间又废除了世袭的贩盐特权，任何商人照章纳课即可领票销盐。清初不许私茶远销边远地区，以保证朝廷在对少数民族茶马交易中的垄断地位。后推行茶引制度，由户部颁发茶引，每引可运茶一百斤，购买茶引也就是交纳茶叶购销税，故领引后即可自由贸易。康乾之际，清廷陆续开放了矿禁、机限（限制机户纺织机数量不得超过一百张的禁令），丝织业、棉纺织业、制瓷业、冶铁业都得到了发展, 明代晚期江南地区稀疏呈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
综上所述，我国商品经济发展得很早，但发生作用的范围很小，基本上是为上层服务，长途贩运和国际贸易一直为国家所控制，国计民生的主要物资：盐、铁、酒、茶等长期被国家所垄断，实行专卖，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明清之际才有所松动，清代的雍乾之后，才有了全面的商业自由。历代统治者最怕人民脱离户籍成为流民，使之失去剥削对象。从周朝的宣王‘料民’，到明朝朱元璋所建立的’黄册’制度，都是清理户籍控制人口的重要措施。商鞅变法过程中开始完备的里甲制，可以说是伴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明朝中叶以前不但有海禁，寸板不许下海，而且有山禁，严禁入山垦荒。因为只有把人民控制在固定的土地上，才便于征发赋役。这种情况在明代万历之后才产生了松动，出现了自由的劳动力出卖者（江南个别地区）。清康熙朝开始实行‘盛世滋生丁口永不加赋'，雍正朝进而‘摊丁人亩'，取消了以人为对象的赋役，这等于在法律上承认了自由的劳动力出卖者，中国人才开始有了人身行动的自由，和脱离住地选择职业的可能。”
商品经济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清之前主要的经营模式为：国家的垄断贸易（专卖物资）和官方严格控制下的交易、为封建王朝和官僚贵族服务的长途贩运、邻近地域的民间交易。国家的垄断和控制下的贸易，是国家机器运行过程的一个环节，为封建王朝和官僚贵族服务的长途贩运自然有军队为其服务，邻近地域的民间交易因其路途短、环境熟、交易量小而不需要专门的武士去保护。因此，清之前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不具备镖局产生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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