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州武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史,除受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 和外来因素的制约外,社会政治结构对其影响也是至关重要 的。①”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较之自然环境和经济发 展,社会政治结构制度更为直接。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 是守土为家,人们依靠土地为生。以土地为本的农耕文化就需 要与之相适应的稳定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保障。为了避免战争和 动乱,保持社会稳定,中州地区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国家——奴 隶制政权,继而发展成为封建中央集权专制,成为我国早期的 政治中心。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完善,为中州文化的发展奠定 了稳固的政治基础。中州武术文化便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形成 和发展的。
从武术文化的传承制度上来看,它深受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 影响。一脉相承的专制制度,使武术与政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强权政治和宗法制度构成了中州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政治结 构,这种结构深深地影响着中州武术的发展。家族式的武术组织 结构就是“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的反映。
从武术与军事的关系来看,武术作为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
①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的军事斗争的手段,一方面使得统治者将其作为培养其接班人 的教育手段和护国强兵的军事工具;另一方面,为了统治地位 的稳固,又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压制。在历史上禁武现象时 有发生。
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始终对武术活动实施控 制政策,并冠以自己的意识形态,灌输本阶级的价值观念,为政 治所利用。古代西周的奴隶主阶级(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 元前771年),根据维护贵族专政的政治需要来确定教育的目的, 他们要把贵族子弟培养成为具有贵族政治道德思想和军事技能的 未来统治者,他们接受的“六艺”训练中,“乐” “射” “御” 都与武术有直接关系的。如“乐”中的大武乐舞是反映周朝开国 的一种舞蹈,常用于祭祀祖先。它既可作为进行维护周王朝的政 治教育,又可以作为尚武的传统教育。通过“射” “御”教育, 来培养和训练贵族子弟成为“执干戈以卫社”的武士。要成为 国家的栋梁人才,必须经过严格的“乐” “射” “御”的教育和 训练。可见,在中国的西周教育里,武术是明显地为政治和军事 服务的。
隋唐时期创立的武举制度,是统治者提倡习武的表现,它开 辟了以武取士的仕途。宋神宗时,还在开封武成王庙侧建武学, 培养尚武的军事人才,这些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末,这对于中州武 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武举制度对军事武艺和尚 武精神的提倡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武举制度经常由于政 治形势的变化而被废弃。唐代“安史之乱”后,唐皇帝由于害怕 武力,曾一度废武举。经过五代乱世,宋太祖为加强中央权威, 曾将武成王庙里有过叛乱行为的武将牌位清除,试图为武臣树立 道德规范。这也说明了宋太祖对武力的恐惧,尽管他本人也是武 将出身。直到宋王朝建国70年后( 1029年)才重开武举科,而 20年后(公元1049年)又下令停止武举。耐人寻味的是,下令 废除武举的理由是军人、武官无人前来应举,百姓子弟纷纷弃文 从武①。显然,统治阶级是不希望越来越多的百姓子弟考取武举, 也担心习武之风使人变得粗野好斗从而于统治不利。
少林武术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与政治关系密切。自隋末少 林寺僧助战有功以来,少林武术便成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 具,少林僧兵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强有力的军队,这种局面一直 持续到明末时期,少林武术也因此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到了清 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的安定和统治者利益不受侵犯,禁 止民间和少林寺僧习武,少林武术也因此走向了低谷。改革开 放以来,在民族宗教政策的保护和各级党组织及政府的关怀与支 持下,少林武术又重新获得了新生,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发展高 峰。这些无不与政治有关。
金恩忠先生曾说“要其能驰骋大陆,虎视一世,屹立地球, 无不恃其国民之实力,与尚武之精神而已”②,明确地提出了要 使国家强盛,其民必须要具备尚武之精神,深刻阐明了国家政治 与武术的关系。
第二节 中州武术的发展轨迹
地域文化虽是以地域限定的文化类型,但它的形成和发展毕 竟脱离不了历史的机缘③。中州武术是生长在中州地域内的一种 文化形态,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无疑受到中州地域内不同时期的 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影响,并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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