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随着改朝换代，相县 归属屡次变化，如西晋太康二年（281）,复置沛国，建都相城；晋 室南渡后，相县依次入后赵、前燕、前秦。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换 频繁，相县为戎马兵革之地，先后归属宋、北魏、北齐，这几个朝 代虽都曾设过沛郡，或治萧县，或在江淮异地侨置，同为沛郡名， 治所却不在相城。如北魏宣武帝时，在徐州置有“彭城郡”；526 年，与北魏孝明帝分治南北的梁武帝萧衍，将侨置在竹邑县（治今 烈山区孤山）的南济阴郡，改为睢州，此时北魏与梁正在黄淮之间 拉锯，相、萧、符离一带朝魏暮梁；北齐天保七年（556）,在历史 上第一次州郡县大裁并中，相县废为相城乡，并入彭城郡承高县（县治改驻萧龙城），相城从此彻底失去了作为区域性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地位，也结束了约2000年来作为国都郡治的繁华时 期。此后，历经隋、唐、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元、明、 清，相城归属虽数度更改，但其行政建制也只是一个乡镇而已，直 至1960年设立滩溪市。

走向大一统的秦汉王朝，由于先进耕作工具和技术的应用与推 广，加上淮北地势平缓、河流众多、湖塘密布*为水利、航运事业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淮北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繁荣局 面，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经济区之一。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 淮北与其他地区一样，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周期性的战乱、外族人 侵和王朝更迭，但兴旺发达的经济被破坏之后，由于没有造成重大 的环境灾难，又总能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和振兴起来。如西汉建立后 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并走上 发展的道路，相城作为郡治所在地更是政通人和，物阜民丰，百业 俱兴；又如东汉末直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经历连年战乱和 军事割据之难，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度摧残和破坏，而曹魏、西晋屯 田的推行和北魏均田制、三长制的实施，虽说还未能达到秦汉农 业、手工业、商业及城市发展繁荣水平，但对于淮北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也都起到积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魏文帝时沛郡太守郑 浑，因“水潦为患，百姓饥乏，于相、萧两县界兴陂褐，开稻口 （田），民赖其利，刻碑颂，曰'郑陂’"，至今还被人广为传颂。

还有，凭借优越的地缘政治地位、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深厚的文 化底蕴，这一时期淮北这块沃土孕育出了众多的杰出人物，他们犹 如灿烂群星，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发光。举其要者，有西汉初年主 持修建长乐宫和未央宫，筑长安城，以功封梧侯的阳城延；号称鲁 国大儒的扶阳侯韦贤；不顾个人安危，以直言净谏而闻名朝野的御 史大夫薛广德；两汉之际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经学家、音乐家桓谭；东汉著名经学家、龙乡侯徐防；东汉末年单骑造合肥、直言遭 杀身的扬州刺史刘馥；“竹林七贤”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文学家、 思想家与音乐家，也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嵇康；“竹林七贤” 中以放浪形骸为天下之最的狂放高士刘伶；东晋著名音乐家、军事 家，《梅花三弄》笛曲创作者豫州刺史桓伊；一门三杰、父子艺术 家戴逵、戴勃、戴顺等。

（三）盛衰并现：隋唐北宋

一般来说，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 结果，政治是保证，经济是基础,文化是先导，三者紧密关联、互 相渗透、相辅相成，统于社会发展之中，如上述淮北在先秦时期萌 芽初兴，在秦汉魏晋六朝时期渐趋繁荣就是如此。不过，我们如果 仅从行政建置这个特定的角度看，淮北还出现过严重的不平衡现 象，时间大约就在隋唐到北宋末的这五百年时间。

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下令开凿从洛阳到扬州流经相城地 区的通济渠（唐宋时期也称汴河、汴渠、汴水）。作为隋唐大运河 的首期工程，它连接了黄河与淮河，成为华夏大地上的交通大动 脉，枢纽天下，临制四海。正是由于大运河尤其是通济渠的开通， 黄淮之间渐由兵家争掠的战乱之地，恢复为“纲运繁沓，触胪相 继”的人烟稠密之地；特别是通济渠沿岸，南北通衢、东西交流， 当舟车之会；围绕着运输业、旅游业的消费拉动，店铺驿站渐次扩 建，集镇鳞次栉比，淮北地区重新繁荣昌盛起来。

虽然通济渠流经淮北境内并不长，仅41. 5千米，且唐朝李敬 方《汴河直进船》还有“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之 说，但通济渠对于淮北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在某种程度上说, 它曾经和滩河（滩河古称睢水）上承大梁（开封）鸿沟水，下至小 河口（邳县境）入泗水。今人通常将原渡河称为“老滩河”，1968年截流后河道称为“新滩河”，它们同为养育淮北人民的母亲河、 生态河、命脉河。从政治上来说，“随着汴河的开通及其在经济交 流中作用的迅速提高，它的重要程度也与日俱增”，如唐人常说 “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天下以江淮为国命”，以及有宋一代 “唯汴河是赖”就是明证.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对淮北经济 发展的影响尤为重大和深远，主要表现在：首先是汴河对沟通淮北 地区的河网起着骨干作用，而这个水上网络无论对补充汴河的水 量，发展区域性的交通运输，还是对提高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无 疑都有一定的作用；其次是汴河对农业生产有肥田改土作用，如北 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讲到他“出使至宿州，得一 石碑，乃唐人凿六陟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获其利，刻石以颂刺 史之功”；再次是促进了沿汴河两岸商业城镇的兴起，如唐宋时期， 淮北主要城镇几乎都集中在沿汴河一线，其中比较大的有第城、斯 泽、白梯、柳孜等，而推寻它们兴衰沿革的历史，多与汴河有关； 此外，汴河对黄河夺淮以来接连不断的黄水南泛曾起了阻遏作用， 并因之影响到安徽淮北地区的地貌，可见，在离北齐天保七年(556)相城被撤县设乡，政治影响 力式微的50余年之后，是隋唐大运河为淮北发展续写了辉煌的 新篇。

还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由于通济渠这条黄金水道的存 在，虽经历水患旱灾、战乱、人口迁徙等天灾人祸，淮北沿岸城镇 始终保持着一派繁荣景象。特别是北宋定都东京(今开封市)，淮 北一时成为王畿之地，它的政治、经济地位也相应有所提高。不 过，由于北宋长期与辽、西夏、金争战不休，特别是金人南下侵宋 初期，执行烧杀掠夺的政策，民多流亡，土多旷闲，“淮泗之间， 亦荡然矣”，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破坏，淮北衰败已呈不可逆转之势。

（四）贫困交加：南宋以降

历史地看，淮北在两宋之际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 程。“自淮右非宋，相滩凋零。地少出产，民不聊生。金元明 清，水既深而愈下；兵虫水旱，火已热而犹蒸”。水利事业荒 废、自然灾害频繁、战乱不断、劳动力外徙等是淮北经济由盛 而衰的主要原因。

其实，在上述主要原因当中，水利事业特别是通济渠的由兴而 废尤其关乎淮北社会经济的盛衰。因为在南宋之前，淮北经济发展 较快，是富饶的鱼米之乡，享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 誉；进入南宋后，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的航运地位明显削 弱，淮北政治、经济地位也因之下降，再加上黄河南徙，每年缺少 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尤其是元朝定都大都（今北 京），开京杭大运河，通济渠逐渐丧失了全部的水运功能，直到元 泰定二年（1325）后，最终湮塞，埋入地下，淮北彻底失去航运交 通之利。

当然，自然灾害频发，并且在后期有日趋严重之势，是淮北社 会经济衰落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而它的产生，则主要是由气候、自 然地理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恶 化，与其说是天灾，毋宁说是人祸。南宋建炎二年（1128）,宋都 城从东京（开封）南迁临安（杭州），淮北不再作为国家的核心地 区，失去了许多政策上的优惠，尤为严重的是，为了避免与金兵作 战，东京留守杜充竟掘开黄河南岸大堤，使黄河水南流入淮，这是 淮北生态畸变的开端，而此时淮北属于宋金交战地带，兵连祸结， 交战双方均无意加以治理。此后，淮北再也没有中兴过，陷入了长 达八百多年沉寂不振的境地。

南宋、元、明、清时期的淮北，虽说每当战乱初定，统治者也很注意劝课农桑，经济仍在缓慢发展，但是就总体而言，昔日繁荣 富庶的运河沿岸城镇已风光不再，“萧县的盐碱滩溪的洼，宿县遍 地是蚂蚱（蝗虫）”这句民谚就形象地反映出这里一派荒凉萧条的 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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