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随着改朝换代,相县 归属屡次变化,如西晋太康二年(281),复置沛国,建都相城;晋 室南渡后,相县依次入后赵、前燕、前秦。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换 频繁,相县为戎马兵革之地,先后归属宋、北魏、北齐,这几个朝 代虽都曾设过沛郡,或治萧县,或在江淮异地侨置,同为沛郡名, 治所却不在相城。如北魏宣武帝时,在徐州置有“彭城郡”;526 年,与北魏孝明帝分治南北的梁武帝萧衍,将侨置在竹邑县(治今 烈山区孤山)的南济阴郡,改为睢州,此时北魏与梁正在黄淮之间 拉锯,相、萧、符离一带朝魏暮梁;北齐天保七年(556),在历史 上第一次州郡县大裁并中,相县废为相城乡,并入彭城郡承高县(县治改驻萧龙城),相城从此彻底失去了作为区域性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地位,也结束了约2000年来作为国都郡治的繁华时 期。此后,历经隋、唐、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元、明、 清,相城归属虽数度更改,但其行政建制也只是一个乡镇而已,直 至1960年设立滩溪市。

走向大一统的秦汉王朝,由于先进耕作工具和技术的应用与推 广,加上淮北地势平缓、河流众多、湖塘密布*为水利、航运事业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淮北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繁荣局 面,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经济区之一。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 淮北与其他地区一样,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周期性的战乱、外族人 侵和王朝更迭,但兴旺发达的经济被破坏之后,由于没有造成重大 的环境灾难,又总能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和振兴起来。如西汉建立后 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并走上 发展的道路,相城作为郡治所在地更是政通人和,物阜民丰,百业 俱兴;又如东汉末直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经历连年战乱和 军事割据之难,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度摧残和破坏,而曹魏、西晋屯 田的推行和北魏均田制、三长制的实施,虽说还未能达到秦汉农 业、手工业、商业及城市发展繁荣水平,但对于淮北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也都起到积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魏文帝时沛郡太守郑 浑,因“水潦为患,百姓饥乏,于相、萧两县界兴陂褐,开稻口 (田),民赖其利,刻碑颂,曰'郑陂’",至今还被人广为传颂。

还有,凭借优越的地缘政治地位、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深厚的文 化底蕴,这一时期淮北这块沃土孕育出了众多的杰出人物,他们犹 如灿烂群星,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发光。举其要者,有西汉初年主 持修建长乐宫和未央宫,筑长安城,以功封梧侯的阳城延;号称鲁 国大儒的扶阳侯韦贤;不顾个人安危,以直言净谏而闻名朝野的御 史大夫薛广德;两汉之际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经学家、音乐家桓谭;东汉著名经学家、龙乡侯徐防;东汉末年单骑造合肥、直言遭 杀身的扬州刺史刘馥;“竹林七贤”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文学家、 思想家与音乐家,也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嵇康;“竹林七贤” 中以放浪形骸为天下之最的狂放高士刘伶;东晋著名音乐家、军事 家,《梅花三弄》笛曲创作者豫州刺史桓伊;一门三杰、父子艺术 家戴逵、戴勃、戴顺等。

(三)盛衰并现:隋唐北宋

一般来说,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 结果,政治是保证,经济是基础,文化是先导,三者紧密关联、互 相渗透、相辅相成,统于社会发展之中,如上述淮北在先秦时期萌 芽初兴,在秦汉魏晋六朝时期渐趋繁荣就是如此。不过,我们如果 仅从行政建置这个特定的角度看,淮北还出现过严重的不平衡现 象,时间大约就在隋唐到北宋末的这五百年时间。

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下令开凿从洛阳到扬州流经相城地 区的通济渠(唐宋时期也称汴河、汴渠、汴水)。作为隋唐大运河 的首期工程,它连接了黄河与淮河,成为华夏大地上的交通大动 脉,枢纽天下,临制四海。正是由于大运河尤其是通济渠的开通, 黄淮之间渐由兵家争掠的战乱之地,恢复为“纲运繁沓,触胪相 继”的人烟稠密之地;特别是通济渠沿岸,南北通衢、东西交流, 当舟车之会;围绕着运输业、旅游业的消费拉动,店铺驿站渐次扩 建,集镇鳞次栉比,淮北地区重新繁荣昌盛起来。

虽然通济渠流经淮北境内并不长,仅41. 5千米,且唐朝李敬 方《汴河直进船》还有“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之 说,但通济渠对于淮北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在某种程度上说, 它曾经和滩河(滩河古称睢水)上承大梁(开封)鸿沟水,下至小 河口(邳县境)入泗水。今人通常将原渡河称为“老滩河”,1968年截流后河道称为“新滩河”,它们同为养育淮北人民的母亲河、 生态河、命脉河。从政治上来说,“随着汴河的开通及其在经济交 流中作用的迅速提高,它的重要程度也与日俱增”,如唐人常说 “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天下以江淮为国命”,以及有宋一代 “唯汴河是赖”就是明证.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对淮北经济 发展的影响尤为重大和深远,主要表现在:首先是汴河对沟通淮北 地区的河网起着骨干作用,而这个水上网络无论对补充汴河的水 量,发展区域性的交通运输,还是对提高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无 疑都有一定的作用;其次是汴河对农业生产有肥田改土作用,如北 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讲到他“出使至宿州,得一 石碑,乃唐人凿六陟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获其利,刻石以颂刺 史之功”;再次是促进了沿汴河两岸商业城镇的兴起,如唐宋时期, 淮北主要城镇几乎都集中在沿汴河一线,其中比较大的有第城、斯 泽、白梯、柳孜等,而推寻它们兴衰沿革的历史,多与汴河有关; 此外,汴河对黄河夺淮以来接连不断的黄水南泛曾起了阻遏作用, 并因之影响到安徽淮北地区的地貌,可见,在离北齐天保七年(556)相城被撤县设乡,政治影响 力式微的50余年之后,是隋唐大运河为淮北发展续写了辉煌的 新篇。

还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由于通济渠这条黄金水道的存 在,虽经历水患旱灾、战乱、人口迁徙等天灾人祸,淮北沿岸城镇 始终保持着一派繁荣景象。特别是北宋定都东京(今开封市),淮 北一时成为王畿之地,它的政治、经济地位也相应有所提高。不 过,由于北宋长期与辽、西夏、金争战不休,特别是金人南下侵宋 初期,执行烧杀掠夺的政策,民多流亡,土多旷闲,“淮泗之间, 亦荡然矣”,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破坏,淮北衰败已呈不可逆转之势。

(四)贫困交加:南宋以降

历史地看,淮北在两宋之际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 程。“自淮右非宋,相滩凋零。地少出产,民不聊生。金元明 清,水既深而愈下;兵虫水旱,火已热而犹蒸”。水利事业荒 废、自然灾害频繁、战乱不断、劳动力外徙等是淮北经济由盛 而衰的主要原因。

其实,在上述主要原因当中,水利事业特别是通济渠的由兴而 废尤其关乎淮北社会经济的盛衰。因为在南宋之前,淮北经济发展 较快,是富饶的鱼米之乡,享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 誉;进入南宋后,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的航运地位明显削 弱,淮北政治、经济地位也因之下降,再加上黄河南徙,每年缺少 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尤其是元朝定都大都(今北 京),开京杭大运河,通济渠逐渐丧失了全部的水运功能,直到元 泰定二年(1325)后,最终湮塞,埋入地下,淮北彻底失去航运交 通之利。

当然,自然灾害频发,并且在后期有日趋严重之势,是淮北社 会经济衰落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而它的产生,则主要是由气候、自 然地理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恶 化,与其说是天灾,毋宁说是人祸。南宋建炎二年(1128),宋都 城从东京(开封)南迁临安(杭州),淮北不再作为国家的核心地 区,失去了许多政策上的优惠,尤为严重的是,为了避免与金兵作 战,东京留守杜充竟掘开黄河南岸大堤,使黄河水南流入淮,这是 淮北生态畸变的开端,而此时淮北属于宋金交战地带,兵连祸结, 交战双方均无意加以治理。此后,淮北再也没有中兴过,陷入了长 达八百多年沉寂不振的境地。

南宋、元、明、清时期的淮北,虽说每当战乱初定,统治者也很注意劝课农桑,经济仍在缓慢发展,但是就总体而言,昔日繁荣 富庶的运河沿岸城镇已风光不再,“萧县的盐碱滩溪的洼,宿县遍 地是蚂蚱(蝗虫)”这句民谚就形象地反映出这里一派荒凉萧条的 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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