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地域，作为中国传统的边疆地域，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而敏感 的民族意识和疆土概念。游牧民族靠天吃饭，依靠采摘、渔猎、游牧以及 原始农业维持生存，而这些生产方式因为受气候和环境的影响更为直 接，食物的供给不稳定，要获取更多的食物，就必须要不断地扩展领土, 通过扩大生存空间以换取食物供给总量的增加，谁侵占了他们放牧的草 场、渔猎的河湖，就等于压缩乃至剥夺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与权利，威胁到 整个部落乃至族群的繁衍与生息。因此，每当关东人遭遇自然灾害或生 存危机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战争和劫掠的方法来解决这种生存 危机。纵观关东历史，部族之间的战争以及历朝历代与中原王朝之间的 战争，其根源都是为了获取必需的生存空间。综上种种，共同铸就了关 东人民武威、武魂与武德齐备的关东民族气节和保家卫士的武术文化精 神。压迫越大，反抗亦越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亦是关东武术文化的核心。第一节 武威:以强悍勇武著称以武而威名远播，以武而威服四海，正是关东武术文化的基本特征 之一。依照游牧民族的思维方式，掠杀就是狩猎的一种形式，两者之间 并无本质区别。通过狩猎行动和对其他部落的劫掠能够为本部族成员 带回食物、物品与财富，因此被视为本部落或民族的英雄，只要生产方式 不发生根本性改变，这种思维方式就难以扭转。当关东遭遇自然灾害, 危及少数民族的生存，其必然选择劫掠和战争作为解决危机的方法，颇 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再加之关东先民长期农牧渔相兼的生产生 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粮食、肉、奶和鱼类等丰富多样的食物，营养价值 丰富、全面且均衡，为强健的身体创造了物质条件,锻就了他们强健壮硕 的身体。刚强的性格，扩张与征战的思维方式，游牧、渔猎的生活环境， 加之部族之间的争斗，形成了他们粗犷豪迈、强悍勇武、精善骑射的民族 性格，培育出关东尚武任侠的精神。在与大自然的对抗中，在与不同民族不同部落的争斗中，在与中原 王朝的军事征战中,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关东人民以其“悍不畏死”而威 名远播。鲜卑族“贵壮贱老，其性凶悍”①，以“攻战为能事”，建立北魏王 朝；契丹以“祖宗骑射绝人，威震天下”②建立辽王朝，统治中国半壁江山 超过200年;女真人“挹娄，古肃慎之国也,……种众虽少，而多勇力，处山 险,又善射，发能人人目”③建立金王朝;后来，女真族的后裔满族，依旧是 凭借娴熟的骑射成功“入主中原”，并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最后一个封建 王朝——清朝。当然，关东地域的武威，也有其两面性,崇尚勇力与强悍的关东民族 文化也有其弊端和缺陷。几乎每次大规模的战争之后，前一种文明基本 在战火中消失殆尽,给关东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战胜后的 烧杀抢掠使原本繁华的城郭变成残垣死城，丰茂的草场尸横遍野，血流 成河，人口急剧下降,经济文化严重倒退。如由关东的少数民族粟末靴 格人所建立的渤海国（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附近），深受中原文化的影 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面仿效唐朝，以农立国，形成了以农耕为主 的经济模式;在文化方面，建立了一套以儒学思想教育为主的教育体系, 儒学、宗教、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渤海国也 因此被誉为“海东盛国，然而，随着契丹人的铁蹄踏破渤海国，施行的 是烧光、杀光、掠光的政策，劫其民，毁其城,灭其国，将渤海国变为一片 焦土，也将渤海国原本发达的经济和文化破坏殆尽，导致关东地域的文 明进程遭到严重的破坏甚至倒退，在以后数百年的时间内都无法恢复到 渤海国时的水平。纵观关东地域文化的发展轨迹,与发生在该地域的战 争的规模和频率呈现某种负相关，表现为每一次大的战争结束后，关东 地域的文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倒退，每次战后的重建和文明的发展, 都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关东少数民族政权之所以能够不断南下，威胁甚至取代中原王朝的 统治,所仰仗的正是其勇鹫、强悍、尚武的精神内核。正是这种以武而威 服四海的民族精神，改变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属性;也正 是这种强悍无畏、扩张性的游牧、渔猎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与中原农耕 文化讲求内省、谦恭、内敛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中华文化的 分支，并没有脱离中华文化的共同文化精神，而且还是对中华文化中自 强不息民族精神的凸显和丰富。两种文化之间还形成了优势互补。一 方面，游牧、渔猎文化为相对恬静、内敛的农耕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激 情，而农耕文化则为游牧渔猎文化增添了礼仪色彩，形成了关东地域独 特的勇与义结合的民族精神。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交相辉映、有机互 补，共同丰富、完善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主体框架。第二节 武德:力、技、智、德的同步提升“事功之离学术，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诗书;学术之离事功，自宋始 也，务虚言而废实用。故秦虽强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虽治而不振, 虚言之害也。”①《宋书・礼志》中载:“夫治世尚文，遭乱尚武，文武迭用, 久长之道。”②文治、武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历代王 朝实现长久统治的强力保障，两者不可偏废。过分强调武力，忽视文治 的功能，易导致因不堪忍受军事暴政的镇压发生农民起义运动，造成社 会动荡，朝政不稳，甚至因此而导致亡国。军事力量强大如秦朝，虽统一六国却历经二世而亡；肇兴于草原的蒙古帝国，凭借骑兵的机动性与弓 矢的远距离杀伤力，横扫欧亚大陆，成就大元帝国，但也仅历时不足百 年。秦、元两朝快速灭亡就是最好的例证。过于强调文治而忽略武功， 则会引起周边国家或政权的觊觎，没有强大的军事作为保家卫国的力 量，国家虽治却不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武术，特别是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武术，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政治的附 庸与工具,作为统治者保家卫国、攻城略地的工具而存在，因此，武术的 使用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皇朝统治者对武者，特别是手握 重兵的军事将领始终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国家的强盛与安定离 不开一支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持与保护；另一方面又担心武将军权在握, 功高震主，动摇其统治的稳定性。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宋高 宗赵构对韩世忠、岳飞等将领的猜忌以及明崇祯皇帝对袁崇焕既用又 忌,并最终将袁崇焕凌迟处死等都是这种心态的具体表现。那如何才能 在保持强大军队的同时又能够牢牢掌控军事将领，使他们臣服于封建统 治者？儒家思想主张以“仁”教化天下，以“理”规范行为，为封建统治者 提供了理论的支持，最大限度地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将武者、将领 约束在武德的范畴之内。何谓武德？简言之，就是习武之人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中国传 统文化中主张以“仁”教化天下，以“礼”规范行为的社会伦理学说自然也 就成为武德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华武术强调“德艺双修”“德艺双馨”“未 曾习武先习德”等武德修为作为衡量一个习武者武艺修为的重要条件, 德行有缺失的习武者即使武功再高强，也被认为无法达到武术修为的最 高境界。关东渔猎、游牧民族推崇弓马，尚好武艺，追求的是武力征服，以力 取胜;而仁义、忠孝、道德等儒家道德观念比较浅薄。随着关东地域生产 力的发展，关东人民改造自然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农耕也逐渐取代渔猎 与游牧成为关东地域最主要的生产方式，这也为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兴盛 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汉民移居关东，他们不仅 带来了先进的农耕器具，也将汉族的民风民俗和文化系统带到了关东地 域。关东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阶层发现，单纯依靠武力征服只能获得一 时的稳定，却无法实现长治与久安，只有将武力征服与礼仪教化相结合, 才能使统治更为稳定，实现长治久安。被流放和发配至此的汉族官员、 儒生，将儒家的忠孝仁义等礼教思想与诗词歌赋带到关东;为躲避战乱、 饥荒等天灾人祸而闯关东的农民则将其移出地的民风、民俗和生活习惯 一起带到关东。因为文化本身就具有交互传播与影响的特性，而且一般 规律是由高级向低级传播速度更快，中国文化的忠孝仁义、尊老敬贤等 道德概念也逐渐被关东人民所接受，并被奉为圭臬。同样，随着中原地域武术拳种传入关东，中原武术文化中的思维模 式和理论基础也传入关东，武德思想也被越来越多的关东受众所接受。 这些外来拳种在保持本拳种基本特色的同时，也将拳经、拳法当中的关 于武德的概念引入关东，并在与关东地域文化的“嫁接”中生根、发芽，结 出丰硕的果实。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武德概念的引入。关东 武术文化也愈来愈强调和重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武德系统，将武德教 育提升到显要地位。此时，习武已不再简单地被认为是单一的追求征战杀伐的技巧或技 艺，而被视为一种态度、心境和对生命的承诺，是习武个体实现“内圣外 王”的途径。习武所追求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格斗，还负有伦理的教化和 审美的熏陶之重任。尊师重道、慈善待人、见义勇为、为国尽力、精忠报 国等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在关东武术典籍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关东武 术文化已不再单一地追求力、勇、杀伐，而是一个明了、认识和理解道理 的过程，是道德修养的实践过程，即通过习武练拳来达到力、技、智、德同 步提升的目的。可见“德”之追求始终贯穿于武术技艺传授与习练实践 之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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