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左右，沙皇俄国、日本几乎同时觊觎关东广沃的土地和物产, 他们或以修建铁路为名，或后来以协助溥仪复国为借口入侵关东。这成 为义和团等一些民间自发组织的反抗沙俄和日本入侵的民间结社在关 东地域迅速发展的时期。据《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义和团运动在东 北》《东北历史名人传》《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等相关文献资料的记 载,在众多的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运动中，到处都有义和团、白莲教等民间 秘密结社的影子。清朝当民族内部矛盾激烈的时候，这些民间结社是以 “反清复明”为口号，而当国家遭受外国列强的入侵时，他们即主动将“反 清复明”改以“保国灭洋”，以驱逐外国入侵者、保卫祖国作为关东义和团 传拳的口号，将最广大的关东人民组织起来，在整个关东地域形成了“男 练义和拳，女练红灯照”的局面，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展成关东境内最大的 民间结社组织「'神师降世'，收童子、少年当徒弟，教以‘咒语'，习拳练 刀，‘日盛一日'，渐至'青年壮丁，亦相率从之，乡野村庄，十有九信'”①, 并成为当时抗击沙俄等外国列强入侵的重要力量。龙行刀的创编者刘 志清就是在13岁时参加义和拳活动，开始习武。前文所提及的东北抗日 联军的将领梁锡福，曾经也是关东民间结社“圣公会”（即大刀会）的法 师，武艺高强。他不仅自己习武，而且还在抗日义勇军中成立大刀会，传 授武艺。以义和团为代表的这些民间结社组织虽然普遍具有一定的迷 信色彩，组织结构也很松散，但是他们代表了广大关东民众宁死不做亡 国奴，通过练拳来抗击外来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二节 关东武术由“崇力尚勇”向“术力并举”之嬉变一 ―、骑射文化之姬变虽然文化具有双向传播与交流的特性，但就其大趋势而言，总是 由先进的文化更多地渗透、影响乃至替代相对较为落后的文化。比 较而言，农耕文化较之游牧文化以及渔猎文化更为先进，因而农耕文 化逐渐取代渔猎、游牧文化，成为关东地域文化的主流。纵观关东文 化的发展和传播的方向，是由辽南的农耕区逐渐向北部的渔猎、游牧 区深入。虽然关东地域少数民族的骑射文化作为他们最显著的文化 特征一直被稳定地传承，凭借其精湛的骑射之术和剽悍的民族性格 而“入主中原”后，为了维护其肇兴、发祥之地，清朝统治者甚至还修 筑柳条边，封禁关东，加强关东的防务，阻止汉人和蒙古人占据和开 发这一关东地域，并制定“国语骑射”的国策，以保持八旗劲旅的骑射 优势。实行封禁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尽可能避免满族与汉族过 多接触，防止满族汉化，使满族人继续保持淳朴尚武的民族习俗。 “1668年以后，满洲人禁止汉人居住满洲这片古老的中国移民地，目 的是维持一块不受外来影响的纯净区域，也为了保持人参经营的垄 断权。”①但是,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时代的 变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汉文化的渗入，关东少数民族的骑射文 化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闯关东”深入关东少数民族的腹地时，不仅 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也把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民风民俗、宗教 信仰等带到关东，使得关东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汉族文化在关东少数民族中传播，使得关东“原住民”的固有文化受到汉 文化的强烈冲击。整个关东，“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①，造成了中原汉文化对关 东少数民族文化的同化局面，从而使满清为维持骑射精神而设立的“特 区”也最终沦陷。清朝中期,随着关东地域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农耕生产，骑射与游猎 的生产活动日益衰减。时至清朝的后半时期统治逐渐稳定，民族矛盾也 得到缓和，国力日渐强盛，这种骑射活动更是日渐孱弱。长期享有特权 的八旗子弟逐渐由精骑善射、尚武好战、悍不畏死逐渐变成既不习弓马， 又不懂耕种，每日只知吃喝享乐的纨绮子弟。随着骑射精神的不断凋 敝，八旗制度已经逐渐呈现衰败,这一点，可以从清初与晚清的八旗将士 的护体盔甲的差异很明显对比出来。“清代上半期（1644—1795年），满 洲王公贝勒之盔甲战服:盔系用坚革为底，外面上罩铜钵,钵上复安一大 铜顶，顶上复有一小尖锥，钵与缘边之间又镶满铜星，俨然一铜盔也;盔 下护颈上满饰小铜星及玳瑁或明蛤片，以御兵器。战袍之外面系一丝质 绣花短袍，长仅及膝，袍面装饰多数半圆体凸形小铜星，排列有序，肩上 加置铜条;袍之里面则为衷甲，以多数长方大块明蛤片或玳瑁片制成，满 护胸背，联以漆皮条片，衬于袍内，其质坚厚，可御矢镶及鸟枪丸弹,…… 袍之重量亦可观:其重为9.2千克，盖非体小力弱之士所能服用而且能骑 射交兵自如。“②与之相比，清代下半期（1796—1911年），在此时期中， 清军盔甲的构造、质料以及器之形式，已大异于清代上半期，由实用之 器堕变为仪仗之器。此种仪仗式之卫体甲胄，骤视之或可与上半期之 盔恺及战袍相混，细加研究，则全无御敌之实用价值。其钢盔的形状, 上部过于尖锐，中轴过长，容易掉落，两旁加长耳形铜片饰品，非但不能 御敌，反而容易成为敌人弓箭枪弹瞄准的目标，安能实用哉！而战衣及 战裙，外面所装饰的铜星，毫无法则，系任意装满，完全失去御敌之作 用，迥异于上半期中之战服。“军装之内也没有衬钢铁片或明哈片之衷 甲，根本无抵御敌人刀枪剑戟及矢簇弹丸之能力，纯为依仗陈列的礼服而已。”“且不仅将帅盔甲如此，兵士之武装，在晚清亦失去卫体之效能, 徒具外观，毫无实用。”①扳指则是关东少数民族骑射文化嬉变的另一显征。扳指原为射箭 所用的辅助工具,为乾隆之前的历代清朝君主所重视，以此提醒自己和 王公贵戚,清朝是以骑射得天下，要保持王朝统治的稳定,必须保持满族 精骑善射、剽悍尚武的民族之本。但是，随着清王朝不断地走向腐败与 没落，扳指的性质也随着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随着翡翠扳指和玉扳指等 贵重金属或宝石扳指的出现，它已经由一个骑射所用的实用器，逐渐演 变为一个类似于戒指的纯装饰物，且形制都有一定之规。佩戴者只能且 必须佩戴与自身等级相应的质地、种类的扳指。扳指变成一种财富和地就关东地域主要传习的拳种而言，外来拳种占据主流地位，并对关 东武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反映出关东武术文化具有较强的开放 兼容、多元并蓄的能力。戳脚、通背拳、少北拳、鸳鸯拳等关东特色拳种， 其实也与查拳、太极拳、八极拳、螳螂拳等外来拳种一样,其传入时间主 要集中在清朝中后期以及民国初期，而这段时间也是中国社会动荡、军 阀割据以及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农民和手工业者“闯关东”最为频繁的 时期,也是关东地域由游牧、渔猎、农耕三种生产方式共存向以农耕为主 导的转变的时期，由此可见，人作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人的流动同时也 促进了关东武术拳种的繁荣与丰富。二、崇力尚勇由于关东原住民强健的体魄以及为求生存而不断向外扩张与征战 的思维方式，锻就了刚强的民族性格，使得关东民族在与汉民族的战争 历程中，体质和性格方面处于强势，因此与中原武术文化强调技巧，注重 “柔弱胜刚强”不同，他们更加注重以攻代守、恃强凌弱、以力取胜的强者 战略，强调劲坚、力勇。在两人对搏或比武过程中，讲究谁的力气更大, 拳更重，速度更快,谁的抗击打能力更强，并最终依靠自己的勇力将对手 击倒或摔倒获得胜利，从而成为人们推崇的英雄。由此，在游牧、渔猎时 期的关东地域武术文化更多的是着眼于力勇，追求快速、勇猛、直攻、击 远的风格特点，形成了关东先民崇力尚勇的英雄崇拜，忽视甚至是轻视 “四两拨千斤”的以巧取胜，有时甚至认为以术道技巧取胜是投机取巧、 胜之不武而遭到鄙弃。“贵壮贱老”的价值取向就是关东先民“崇力尚勇”的重要特征之一, 其与中原文化中的尊老敬贤、以弱胜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生产力发 展的角度而言，关东地域的生产力发展进程始终落后于以农耕为主的中 原王朝。正是由于关东地域的自然气候环境，特别的物产条件,再加之 其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致使他们自然形成了以渔猎、游牧为获 取食物的主要方式,而原始农业则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对森林草场等 资源的依赖程度更高，在这种情况下，食物的获取极不稳定，波动性很 大。为维持生计和延续族群,他们不得不把保证青壮年的生存作为第一 选择，否则将危及到整个部落和族群的生存，因而形成了关东地域“贵壮 贱老”的价值观念。随着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人们能动的适应和改善环境的能力不断 提高，而且关东地域的黑土地土力肥腴，农耕生产方式在关东地域所占 比重提升，并逐渐成为与渔猎和游牧并重的三大生产方式之一。农耕最 大的优势就在于能够为关东先民提供更为稳定的食物来源，再加上渔猎 与游牧等食物供给，为关东先民提供了更为均衡的营养,使他们的体魄 更为强健，而强健的体魄更加强化了他们崇力尚勇的心理，武术文化则 表现为更加崇拜以力大无穷的勇力之士和骑射之术更为精良的民族英 雄。“慕容翰字符邕,魇之庶长子也。性雄豪,多权略，猿臂工射,膂力过 人。魔甚奇之,偎依折冲之任。”①“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勋赐爵彭城公。 卒，陪葬金陵。长子粟，……粟弟浑，少善弓马，世祖嘉之。会有诸方使 命，浑射兽三头，发皆中之，举坐咸以为善。……子库汗，为羽林中郎将。 从此巡，有兔骑乘舆前，命库汗射之，应弦而毙。世祖悦，赐一金兔以旌 其能。”②“温春，默尔丹氏，满洲正黄旗人。由拜唐阿累擢三等侍卫，从征 廓尔喀。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高宗幸南苑行围，以杀虎超擢头等侍 卫。”“格布舍，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予副都统衔、头等侍卫，在 大门行走。既而直干清门，帝阅步射,中三矢，赏黄马褂，擢宁夏将军。”③ 上述文字只是载之于史书中的关于关东地域英雄崇拜的沧海一粟，也足 见关东武术文化中注重以力勇、善射为雄豪的特征。

 

浏览246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