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内在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 制度造成的。武术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其历史背景无法抹除，而这种封建 大一统思想下的自然经济所形成的自给自足，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施于顽 固的消极影响，在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就是其强大的封闭性，武术深处其中自 不能例外。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提出：“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 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 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说的亚洲主要指中国和印 度。中国社会在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并未发生如欧洲那样向资本主义的进化， 就是在1840年以后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也未曾脱离半封建 状态。在辛亥革命以前，不论王朝变更的政治风云如何激烈，对中国基本经济 要素的结构并没有引起半分变革。中国武术无论如何发展都是在中国封建王朝背景下进行的.从秦始皇开 始中国就已经形成了 “大一统”的格局，无论其间几次分分合合都只不过是一 种形式的变化，没有动摇其根本。在这种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非常严密的社会 中，政治和伦理是紧密结合成一体的，任何运动项目要想朝科学化道路上发 展，就必然要进行科学理论与统治观念的斗争，大一统政权愈是强大巩固，科 学理论的发展便愈要受到强势政治的控制，一旦它偏离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就会 被封禁、被阻塞、被遗弃。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就曾经被除数无数次的封禁，秦收天下兵，在民间禁 武，而汉唐又尚武成风。宋代武术套路有了较大的发展，奠定了后世武术套路 的基本格局。但到了辽、金、元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强化民族压迫又 制定了禁止民间习武的“民习角抵、枪棒罪”。明清时期乂分别有儿次禁止民 间习武的规定，从整体上可看出武术的发展始终处于一个封闭体系当中。近代 科学结构形态的形成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人类首先在某一个特殊领域.另一个 最容易发现这些正确认识自然原则的科学中发现了这些原则。二是这些科学原 则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开放式发展，成为社会中广为接受的原则，这些原则在 不断成长、不断扩张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科学结构体系，科学家们称这个过程是 科学结构的社会化。西欧在16世纪后能确立近代科学结构社会化的过程就是 在开放的环境中形成的，但很可惜这个过程我们没有。于是武术只能在阴阳学 说、五行学说、太极学说、八卦学说等封闭的结构理念包围当中蹒跚而行。现代体育需要开放、沟通与交流，这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形成的，奥运会 竞赛体系就是这样一个开放的体系。武术要想进入奥运会大家庭必然要像跆拳 道一样开放式发展，在这一点上武术急需构建一个全新的开放的体系，一个全 新的开放式格局儒道互补的自觉认知体系决定了武术文化的滞后性中国封建社会自秦以后便形成了一种以儒家学说为正统，道家学说为补充 的文化形态结构。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在中国较早产生，实质上就是以个人经 验感受进行合理外推的自觉认识体系，不以实验材料而以抽象思辨为基础来认 识世界的，也就是用理想的，甚至是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它尚未知道的现象的真 实联系.用虚构来代替所欠缺的事实，只用想象来填补实际上的空白，以及用 经验知识构建起能系统描绘出自然界的整体面貌的一种认识体系。这种认识体 系本身相对现代科学体系来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中国古代理论的产生无不与人们直接经验和直观感情相联系，这虽然使中 国古代理论带有一定的经验论的唯物向，但从根本上这种倾向无法转化为近 代西方科学理论。因为以个人经验的合理外推是儒家认识世界的模式，它发展 的极致也不过是宋儒理学的“格物致知”。连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在“格了七天 竹子”后也感慨道：“天下物如何格得？ ”但正是这种儒家思想在中国统治了 五千多年。武术受道家思想影响也较重，如太极拳直至今日还有些学者研究人员从气 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去研究太极拳的奥秘，而不是从力学、生物学、生理 学等角度出发去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可以看出由儒家、道家学说形成的中国传统自觉认知体系具有极其顽固的 抗变性和保守性，而这种宗教化、玄学化的学术认知体系若不打破，那么任何 新型的科学认知体系都不可能形成。武术文化认知体系中如不从根本上槟弃这 些传统认知糟粕，则很难进入已高度科学认知化的奥运体育体系当中,封建君主集权体制决定了武术传承形态上的宗派性中国封建社会自秦始皇大一统以后，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大国始终是社 会结构的主导形式。强大、统一的行政控制与封建君主集权制所形成的官僚统 治、血缘传承、种姓制度等影响极其深远，武术中的宗派等级思想就是这些体 制的变相反映。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是儒家学说，而儒家学说乂是以伦理道德为中心 的，它们把这些伦理宗法思想又外推到国家，主张建立家庭与国家同构体，而 这种主张极其符合统治者的意图，所以无论哪朝哪代的统治者都把儒家倡导 的“伦理纲常思想”奉为金科玉律加以严格执行。武术中产生宗派之分自然也 就毫不奇怪了。再加上因受社会环境以及自身素质所限，使他们视“武术”为 绝技，多采用家传、族传或宗传的方式秘不传外人，因此武术形态上的开放也 就自然不能实现，所以在古代武术交流活动也只是在小范围内宗族亲朋之间进 行，很少有接除门户观念的交流，这对武术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时至今日，我们也还不能说这种宗派之争已完全结束，在各种比赛活动中 我们还时不时发现派别之分、师徒之争。这不但无助于武术的进一步国际化， 而且对一些武术绝技的发扬也极其不利，往往出现某个人一死，一门功夫也就 失传的现象。而这种狭隘的宗派观念必然会被讲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追求公 平、公正、公开的现代体育思想所不容，这种建立在封建集权体制背景下的武 术传承形态上的宗派形式，必然不能为国际体育所接受，那么武术要步入国际 体育大家庭自然也不会成为可能以伦理学为中心的认知观决定了武术意识形态上的模 糊性中国古代哲学以人生哲学见长，而人生哲学又以伦理学为重要内容。在古 代哲学中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儒家哲学从其创始人孔子那里就开始变成一 个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体系。因此在意识形态上缺乏条理性和逻辑严密性，表 现出一定的追求“中庸”的模糊性。如没有固定的演练标准、没有严密的评介 标准，无法量化，无法精确化。在古代中国和欧洲都产生过以伦理为中心认知方法，但是西方科学的发 展史表明这种认知方法逐渐被形而上学的认知观所取代，他们对世界万物逐步 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通过实验、分析、比较和归纳，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 过程分解为各个小部分，把具体问题从总体中分离出来，把极复杂的问题划分 成比较简单的形式和部分，然后进行研究，这样在狭窄领域和具体对象的研究 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形成了孤立、静止、片面地观察事物的认知事物 的方法。而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庸思想”则表现出一种追求 中庸怕走极端的认识方法，创造出具有无限包容性的中庸理论，这种涵容性赋 予中庸理论非常强的生命力，也可以说是一种应变能力，使它可以容纳不断出 现的新问题，这也形成了中国人追求至善至美的意识思想，如武术中常提到的 “天人合一”说，“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天人合一”的标准是什么？如何 才能“天人合一” ？我想恐怕没一个人能说清楚。现代体育运动规则明确清晰表明要讲求公正性，且判别标准极其严格， 而我国武术则先天就缺少这种严格的评介体系，就连在体育比赛中西方人提出 “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而我们则倡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当然我 不是说这种提法不好，而是从侧面说明我们在体育比赛的评判意识形态上有差 异性。中国传统武术中很重视对“武德”的考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武德胜 过武技”。而当今世界上任何一项体育运动的评分规则上都没有写明运动员的 品德可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分标准。这实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评判差别，而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追求一种模糊的标准、目标不是极为明确的运动项目则很难 在世界上推广，因此跆拳道一开始就把扭打摔抱技术排除在外，因为扭打不仅 耽误或扰乱竞赛内容，而且也不好裁定。这一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学习。重视技巧缺乏科学指导决定了武术在修炼中的体悟性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是一种自然经济，即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 自足的经济结构。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提到这种“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 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点以同 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而这样发展起来的经济给意识形态领域带来的是一种只 重视操作技巧而不重视指导思想的操作作风，表现出来就是无限制的重复而不 是提高。如中国在汉代就用金属代替了木制的耕犁技术，但直到今天在广大农 村依然还在用这种铁制的耕犁，而西方却用我们传入的冶金术造出了现代化的 农耕设备。这就是指导思想上出现问题所引发出的差异。中国历代技术化倾向 极其明显，这对于独立于技术之外的指导理论的形成是很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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