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流域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从近 年来发现的渠沟遗址以及石山孜遗址考古发掘可知，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淮北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耕种劳作。而相 城的得名，相传也与夏朝第五位帝王相与商部落第三任首领相土有 关，是他们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把驻扎之地命名为“相邑”，并 把它作为临时都城。《诗经•商颂•长发》就留下了 “相土烈烈， 海外有截”的文字，而《史记殷本纪•索隐》也有“相土佐夏，功 著于商”的评论。至于相城的由来，在淮北民间一直流传着“颛顼 建城” “相土建城”说。西周实行分封制，一时间诸侯国多达100 多个，当时的相城隶属于宋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群 雄争霸，作为十二诸侯国之一的宋国，由于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极 为重要，相城自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如鲁桓公十五年（前697）, 鲁、宋、卫、陈四国曾会盟于“袤”（今相山区渠沟镇），共商讨伐 郑国大计；又据《舆地志》《括地志》记载，前588年至前576年 期间，宋共公瑕（?一前576）为避水患，还将国都由河南睢阳 （今商丘南）迁至相城，他的夫人伯姬死后也葬于相城，此后大约 有90年的时间，这里一直是宋国的别都。到了周赧王二十九年 （前286）,齐、楚、魏联合灭宋，三国瓜分其地，相城又归楚国所 有，直至秦王嬴政二十四年（前223）楚又被秦国攻灭。

这一时期，淮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淮北先民的生活非常富 庶，这一地区已成为令人艳羡的中原膏腴之地。

淮北地区还是有名的文化礼仪之邦，且不必说“淮北相山之 阿，临古睢之阳；颛顼、阈伯、相土及商、宋先祖经营之区，天文 历象之发端，开农时耕作之先河，祀大火，以纪时通天”，也不必 说自古就有“滩涣文章地，两岸多奇才” “滩水之上多文章”之说, 单是“故宋国，微子所封”“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就 足以说明作为殷商遗民的宋国，一开始就站在了较高的文化基点 上，人才济济，彪炳史册，如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老子、庄子、 惠施等学术大家，相城也造就了堪称“四朝元老”的华元，孔子的 七十二贤之一的颛孙子张，辅佐秦穆公称霸的大秦名相蹇叔，以及 “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等一批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由上述可知，淮北不仅是我国古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而且 从夏商至春秋战国，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各大流派思想在此滋生并 相互激荡，已逐渐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二）渐趋繁荣：秦汉魏晋六朝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设泗水郡，辖 16县，郡治相城。秦亡汉兴，汉高祖刘邦以家乡为名，改泗水郡 为沛郡，治所还在相，不过它可是当时唯一的中央直属郡，辖县达 37个之多，这在沛郡历史上是辖地最广的时期，也是相城作为区 域政治中心的最辉煌时期，真可谓盛极一时，风光无限。到了东 汉，光武帝刘秀封其子中山王刘辅为沛王，改沛郡为沛国，国都仍 设在相城，他自己还曾三次临驾相城巡视。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 初，曹操为提高家乡声望，废沛国，设谯郡，治谯（今亳州市）， 将原沛国包括郡治相城划归谯郡。两晋时期，随着改朝换代，相县 归属屡次变化，如西晋太康二年（281）,复置沛国，建都相城；晋 室南渡后，相县依次入后赵、前燕、前秦。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换 频繁，相县为戎马兵革之地，先后归属宋、北魏、北齐，这几个朝 代虽都曾设过沛郡，或治萧县，或在江淮异地侨置，同为沛郡名， 治所却不在相城。如北魏宣武帝时，在徐州置有“彭城郡”；526 年，与北魏孝明帝分治南北的梁武帝萧衍，将侨置在竹邑县（治今 烈山区孤山）的南济阴郡，改为睢州，此时北魏与梁正在黄淮之间 拉锯，相、萧、符离一带朝魏暮梁；北齐天保七年（556）,在历史 上第一次州郡县大裁并中，相县废为相城乡，并入彭城郡承高县（县治改驻萧龙城），相城从此彻底失去了作为区域性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地位，也结束了约2000年来作为国都郡治的繁华时 期。此后，历经隋、唐、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元、明、 清，相城归属虽数度更改，但其行政建制也只是一个乡镇而已，直 至1960年设立滩溪市。

走向大一统的秦汉王朝，由于先进耕作工具和技术的应用与推 广，加上淮北地势平缓、河流众多、湖塘密布*为水利、航运事业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淮北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繁荣局 面，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经济区之一。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 淮北与其他地区一样，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周期性的战乱、外族人 侵和王朝更迭，但兴旺发达的经济被破坏之后，由于没有造成重大 的环境灾难，又总能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和振兴起来。如西汉建立后 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并走上 发展的道路，相城作为郡治所在地更是政通人和，物阜民丰，百业 俱兴；又如东汉末直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经历连年战乱和 军事割据之难，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度摧残和破坏，而曹魏、西晋屯 田的推行和北魏均田制、三长制的实施，虽说还未能达到秦汉农 业、手工业、商业及城市发展繁荣水平，但对于淮北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也都起到积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魏文帝时沛郡太守郑 浑，因“水潦为患，百姓饥乏，于相、萧两县界兴陂褐，开稻口 （田），民赖其利，刻碑颂，曰'郑陂’"，至今还被人广为传颂。

还有，凭借优越的地缘政治地位、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深厚的文 化底蕴，这一时期淮北这块沃土孕育出了众多的杰出人物，他们犹 如灿烂群星，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发光。举其要者，有西汉初年主 持修建长乐宫和未央宫，筑长安城，以功封梧侯的阳城延；号称鲁 国大儒的扶阳侯韦贤；不顾个人安危，以直言净谏而闻名朝野的御 史大夫薛广德；两汉之际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经学家、音乐家桓谭；东汉著名经学家、龙乡侯徐防；东汉末年单骑造合肥、直言遭 杀身的扬州刺史刘馥；“竹林七贤”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文学家、 思想家与音乐家，也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嵇康；“竹林七贤” 中以放浪形骸为天下之最的狂放高士刘伶；东晋著名音乐家、军事 家，《梅花三弄》笛曲创作者豫州刺史桓伊；一门三杰、父子艺术 家戴逵、戴勃、戴顺等。

（三）盛衰并现：隋唐北宋

一般来说，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 结果，政治是保证，经济是基础,文化是先导，三者紧密关联、互 相渗透、相辅相成，统于社会发展之中，如上述淮北在先秦时期萌 芽初兴，在秦汉魏晋六朝时期渐趋繁荣就是如此。不过，我们如果 仅从行政建置这个特定的角度看，淮北还出现过严重的不平衡现 象，时间大约就在隋唐到北宋末的这五百年时间。

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下令开凿从洛阳到扬州流经相城地 区的通济渠（唐宋时期也称汴河、汴渠、汴水）。作为隋唐大运河 的首期工程，它连接了黄河与淮河，成为华夏大地上的交通大动 脉，枢纽天下，临制四海。正是由于大运河尤其是通济渠的开通， 黄淮之间渐由兵家争掠的战乱之地，恢复为“纲运繁沓，触胪相 继”的人烟稠密之地；特别是通济渠沿岸，南北通衢、东西交流， 当舟车之会；围绕着运输业、旅游业的消费拉动，店铺驿站渐次扩 建，集镇鳞次栉比，淮北地区重新繁荣昌盛起来。

虽然通济渠流经淮北境内并不长，仅41. 5千米，且唐朝李敬 方《汴河直进船》还有“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之 说，但通济渠对于淮北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在某种程度上说, 它曾经和滩河（滩河古称睢水）上承大梁（开封）鸿沟水，下至小 河口（邳县境）入泗水。今人通常将原渡河称为“老滩河”，1968年截流后河道称为“新滩河”，它们同为养育淮北人民的母亲河、 生态河、命脉河。从政治上来说，“随着汴河的开通及其在经济交 流中作用的迅速提高，它的重要程度也与日俱增”，如唐人常说 “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天下以江淮为国命”，以及有宋一代 “唯汴河是赖”就是明证.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对淮北经济 发展的影响尤为重大和深远，主要表现在：首先是汴河对沟通淮北 地区的河网起着骨干作用，而这个水上网络无论对补充汴河的水 量，发展区域性的交通运输，还是对提高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无 疑都有一定的作用；其次是汴河对农业生产有肥田改土作用，如北 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讲到他“出使至宿州，得一 石碑，乃唐人凿六陟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获其利，刻石以颂刺 史之功”；再次是促进了沿汴河两岸商业城镇的兴起，如唐宋时期， 淮北主要城镇几乎都集中在沿汴河一线，其中比较大的有第城、斯 泽、白梯、柳孜等，而推寻它们兴衰沿革的历史，多与汴河有关； 此外，汴河对黄河夺淮以来接连不断的黄水南泛曾起了阻遏作用， 并因之影响到安徽淮北地区的地貌，可见，在离北齐天保七年(556)相城被撤县设乡，政治影响 力式微的50余年之后，是隋唐大运河为淮北发展续写了辉煌的 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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