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频发，经济逐渐衰退，而水患又得不到有效地治理，民众 长期过着苦难的生活。除水患以外，淮河流域经常有极端天气发 生。淮河流域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而农业的最大特点是离不开自 然环境和天气条件的恩赐。明清时期总体上气象条件较差，1400- 1900年，称为明清宇宙期（又称明清小冰期），为低温多灾的时 期，中国东西部都较为明显，尤其中高纬度地区变化幅度比中低纬 度地区更大。淮河流域有关寒冷的记载较多。明弘治六年（1493 年）九月、七年二月，颍州、颍上、太和、蒙城、霍邱大雪。隆庆 二年（1568年），颍州、太和、亳州冬大雪。天启元年（1621年）， 颍州、颍上、太和、蒙城、亳州春大雪。清顺治十年（1653）、康 熙九年（1670年），蒙城冬大雪。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亳州 冬大寒。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颍州府冬大雪①。宿州“弘治六年，大雨雪，自九月至次年二月乃止。民间多毁屋木、器物以供 燎爨”。“嘉靖十五年十二月至次年二月，雨雪交作不止。束薪十 钱，六畜损伤甚众，二麦萎死者半”①。气候寒冷，各种自然灾害 频率高、大面积灾害多、数灾并发多。雨水、干旱、蝗灾等不断发 生，万历时期,颍上“雹伤麦苗”，“夏亢旱，禾苗焦槁"。宿州 “嘉靖五年正月，淫雨，至于四月。湖地二麦淹浸萎死者过半”。 “十五年六月、七月，淫雨不止”。乾隆四年（1739年），江苏淮北 15州县被水并遭蝗灾。乾隆九年（1744年），安徽庐、凤、颍三府 并滁、泗二州被蝗被水②。

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影响，粮食大幅减产。道光元 年（1821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32年间，安徽夏粮收获19 年是六成，12年是七成，秋粮收获5年五成，15年六成，8年七 成，1年八成。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的29年间，安徽夏粮收获每年均为五成，秋粮收获27年五成。19 世纪近80年中，安徽仅有1年秋粮收获八成，其他多数年份收获 仅五成。农业歉收，削弱了淮河流域民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清 嘉庆帝在位25年，对安徽颁布52次赈灾上谕，其中单独对皖北二 府一州颁布34次赈灾上谕，占总数的66%,另外有17次上谕包 括皖北在内，仅一次除外③。

灾害不断，导致民众生活无着。灾荒、瘟疫、兵寇是民众生活 艰难的原因。清代，反映苏北民众困苦的诗云：“伤心六月淫雨飞， 农夫竭力齐筑围。筑围旋随湖堤决，膏血沥尽洪水肥。六年水来早禾熟，今岁水来瓮无粟。日高一日米价昂，饥殍余生形似鹄。洪涛 直注东海滨，村墟出没水无垠。皎皎明月共千里，空复下照流离 人。流民生计苦日蹙，纷纷卖船复卖屋。鬻妇鬻女更鬻儿,老幼同 声尽一哭。，，①水灾从夏至秋一直不退，没有收成，民众到处流浪， 卖儿鬻女，凄惨之状跃然纸上。

水患、低温等灾害叠加使民众苦难深重，武风肆虐。明代颍 州民众生活无着，不肖之心萌生，社会风气趋坏。清代灵璧县 “一值凶年,散之四方，无所顾惜，或因贫而乞食，遂因乞而为 匪，鼠窃狗偷,所在多有，强梁者乃越境贩盐，公行市集，酗酒 打架，习为固常，北乡与徐邳接壤，此风尤甚”。崇祯年间，洪 水泛滥，苏北民众罹遭水患，出外乞讨，“军民及商灶户死者无 算，少壮转徙，丐江、仪、通、泰间，盗贼千百啸聚”。黄河夺 淮，淮河流域有的河、湖水暴涨，有的河、湖被泥沙淤塞，水系 紊乱，自然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政府为保漕运，长期 解决不了水患等灾害，加之气候不佳，使灾害具有延续性、叠加 性。民众有的饥饿而死，有的四处逃荒乞讨，诱发了民众对社会 不满而尚武。

（二）尚武传统

淮河流域大致属于楚风俗区，又受中原等风俗区的影响。历史 上淮河流域有的州县风俗趋于“剽轻”，司马迁已注意到风俗的差 异，他说：“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 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陈在楚夏之交, 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 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胸、缙以北，俗则齐。”“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 楚。"西楚、南楚民众剽轻，“剽”则为“勇悍”“劫夺”之意。

寿州、霍邱、颍上、衡山等州县一直以来有尚武的传统。寿州位 于淮河南岸，战略地位显赫，历来是政治军事集团厮杀的战场，自古 民风尚武。寿阳民风诈伪，多藏甲挟剑者，虽然有司施以仁义及刑法 之令，也难以扭转。清代,寿州“其俗尚武，稍习文辞”。霍邱与寿州 比邻，早在明嘉靖之前尚武风气已盛。颍上位于淮河北岸，与寿州隔 河相望，北控河洛，南尽淮河之畔，民风尚武之习已久。砺山在宋代 已有尚武之风，北宋陈师道《碰山县学记》云：“霸者之余，以武为 俗。''元代得到发展。明代碰山“地僻民聚，躬稼食力，好勇而尚义, 木强而易使，庶几古椎朴之风焉，至稽古礼文之事，多所疏阙”。

自然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灾害频发，导致民众生活困苦， 使尚武之风从部分州县逐渐蔓延至全淮河流域。明代中期（嘉靖、 万历年间）是淮河流域尚武风气的时间节点，大部分州县已尚武。 宿州在明嘉靖以前风俗淳朴.然至万历时期，风俗已经发生变化， “妇女不事蚕织，富家大族多白丁，竞利忘义，信巫淫神，近且习 于狡伪荡然”。

萧县在宋代尚有浑厚之气，元之后风气趋武，张能鳞《萧邑学 记》载：“俗仗义轻生，喜击剑悲歌慷慨，大略似燕赵魁梧，奇杰 往往辈出。”灵璧县原先“民性朴直而尚俭素”，“民直遂而易导化， 士气节而薄委靡/但明嘉靖时已露风俗变化之端倪，“然妇女不事 蚕织，富家大族多白丁，见利忘害，信巫谄神*所谓淳厚之风，礼 让之俗，不无渐衰”。清代，灵璧县民众生活艰辛，民风强悍而难 驯，百姓生活贫困，民风刚劲，尚武轻文。

定远县在万历时期出现逞凶尚武之风。万历时期，定远县打行 之风盛行，至晚清更为猖獗。

颍州在万历时期崇武之风甚笃。清代，颍州“士君子不以礼法 自守，小民无所标准，其黠者习于讦告，慧者流于斗狠。下至无 等，盗窃成风。迨究事所由起，虽斗粟尺帛，皆足酿为祸阶”。

亳州人原先多忠义，不尚拳勇。然而，明代以后逐渐尚武。亳 州风俗的变化是受中原地区的影响。康熙中期*亳州“智欺愚，强 凌弱。”嘉庆时期亳州武风十分强劲。

太和县风气尚武在明朝末年。明正德以前，民风较好，未建城 池。正德年间，“流寇南犯，履邑城若平地，官与民攫其祸甚惨”。 之后，太和才建城池。崇祯年间，由于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明廷 的岌岌可危，明末太和尚武之风油然而兴盛。明代中期以后，蒙城 县民风也尚武。

虽然有官员曾整饬风气、大兴教育、重视教化，民风在一段时期 内发生些许变化，但并未根本扭转民风尚武之习。雍正九年（1731年） 六月，两江总督高其倬上奏强调“亟须加意整顿”亳州“民间积习好 斗”之风。嘉庆年间，知州周鹤立为改变亳州斗殴之风，撰写了《励 风俗示》。清代蒙城民风刁悍，知县田本沛、竹绿漪、陈民怀加以整 饬，越讼之风才有所好转。太和县在清初风俗曾经有所好转，“国家休 养生息百有余年，人情厌武事而习文教乾隆年间，太和知县丁文灿 又建成寿山书院，强化文教，希冀扭转尚武之风。

（三）民众流徙不定

淮河流域是贯通东西南北的推移地带，同时，河流众多，水路 发达。因水旱频仍，生活困苦，民众于是利用便捷的交通频繁迁 徙。灵璧县睢河北岸的民众大多迁徙，外出逃荒不断。蒙城县外出 迁徙者更多。颍州民众大多流离转徙，“颍地山少水多，土脉松虚， 士生其间，浮动易而沉潜难。囿于方也，故厌文好武，相尚无已， 以至荡析家产，弃祖父之业者，比比皆是”。

水灾、旱灾、蝗灾等频繁侵扰，土壤贫瘠，赋役繁重，战争不 断，经济发展缓慢，生活艰辛，民众被迫流徙他乡。萧县土地沙 瘠、赋役繁重，民众朝不保夕，逃徙四方。怀远县水旱频仍，民众 外出乞讨者甚众。万历时期，定远县有的民众逃往外地时间较长， 以至于草房垮塌。万历以后，颍上县因赋役较重等因素，里甲之户 逃离较多，税粮转嫁到留守者，他们不堪重压只好拖欠，以至于下 狱。淮河流域战略地位显赫，战争多有发生，这也是民众大量流徙 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代安徽沿淮地区人口减少的频率加快，除战争、灾荒外，民 众外出逃亡也是重要因素。

尽管有外地人不断迁往淮河流域，但不少人又选择离开了。河南、 山东等省民众，因多种缘由不断流入颍州。明初颍州遗民稍有恢复, 之后黄河夺淮，环境发生变迁，到正统年间外地流民才逐渐迁入。

然而，在灾害环境下，外地人在淮河流域很难长期定居，有的 又迁往外地。明初曾强迁江南地区民众至定远县，不少人又离开了 定远。乾隆时期，离开灵璧县的移民也较多。

淮河流域民众流徙不定，乞讨他乡而尚武少文。西湖书院建于 宋代，至清代多次毁坏，多次重建，折射出书院培养人才也多次停 顿。明代颍上县，景泰时，财政困难，仅对县学毁坏严重的地方稍 加修葺，直到成化年间才大修。阜阳的书院历史较悠久，但书院并 不出名，缺乏学术风气，文运不昌。同时，缺乏师承和学友，学术 难以承继。亳州无师承，考中进士者甚少。怀远学道者耻于相师， 缺少学友，学风不振。

浏览7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