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达尔文进化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观点，远古人类为对抗自然 界的各种伤害或外部族的侵略，在不自觉中就形成了一种尚武的习俗。而这种 习俗的流传则可以说是武侠文化产生的原始基础。夏商时期，铁剑的大量应用为武侠的形成提供了物质保证。夏商周三代 后，剑的实战作用日渐被其他冷兵器所取代，但剑作为源于远古时期尚武精神 的象征物，却越来越受到贵族和平民的喜爱。佩剑也就成了一种身份和地位 的标志和象征，同时也成了男子显示仪表风度的服饰。从西汉刘向编的《说 苑•反质》中描绘贵族经侯“左带羽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 左”，直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服制象》中谈服饰制度时提到的“剑之在 左，青龙之象也”都指出剑的佩戴方式。在最早提到侠客的《韩非子》中也多 次用“带剑者”和“私剑之士”来称呼武侠，这一称呼方式一直沿用到后世所 谓的“剑侠”，这无不与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剑成了武侠手中最具代表性 的武器，同时也成了武侠一种身份象征和标志，所以在后世武侠小说中无处不 见剑的影子。所以在先秦时期由于佩剑之风的盛行，就在不知觉中形成了当时 独特的社会心态和文化氛围，那就是弥漫于社会的经久不衰的“好剑”风气。. 武侠文化与精神也便在这种浓厚的好剑之风下被催生出来。而先秦时期的“士”阶层的形成则为武侠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士”是先秦社会最为重要的一个社会群体，它是从平民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特殊 阶层。在先秦的社会结构中，“士”阶层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它是贵族与 平民之间的过渡层，是上层社会与平民社会上下流动的汇合之处，因此其成员 不断地处于分化组合的过程中。实际上这一时期是社会制度从奴隶社会向封建 社会的一个过渡时期，旧的社会秩序分崩离析，各社会阶层的关系正在重新调 整、重新组合、重新定位，而位于社会要冲的“士”阶层自然也不能例外。于 是“士”从一时期起就分成两大部分：一是“儒士”，二是“侠士” O “儒”与 “侠”、文与武的分流，预示着儒家文明兴起后中国社会“士”阶层人格转化的 文化模式。在先秦，侠与儒都是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的，它们的萌生与兼容 井存，标志着中国社会的活力和进步。而先秦时期“养士之风”和“尚武之气”的兴起则为武侠的出现提供了必 要的经济保证和政治保证。从战国初期的赵襄子、魏文候、赵惠王、“战国四公 子”，到秦相吕不韦、燕太子丹，门下都收养千人以上门客，“养士之风使散落 在各地的侠凝聚起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它又使初生的侠 能够打破地域、身份的界限自由地流动和组合，充分地去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 和人生目标。正是养士之风，保障了稚嫩的侠的幼体迅速生长，这完全是春秋 战国时代的历史条件所致。°武侠的另一个重要的精神源头就是墨家的兴起。鲁迅称“孔子之徒为儒， 墨子之徒为侠”气闻一多也说过“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了 所谓的游侠” ©但是先秦后墨子的门徒们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其“重义轻生， 急人之难，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侠义精神对武侠的产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 精神引导。两汉武侠的兴盛汉朝初期由于儒家的思想尚未占统治地位，特别是汉高祖刘邦本人是豪强 出身，平素喜武轻文，尤其不喜儒生，早年信生叔孙通在刘邦面前连儒服都不 敢穿。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开篇便说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争 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 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 冒险。”。事实上在汉朝初期民间又尚武成风，王公贵族大多以养士竞相夸耀， 除刘氏诸王大多贵族都以养士为荣，而且大多贵族也在养士，如汉武帝时期的 魏其候窦婴、武安候田蚣所养的门客司马迁称之为“竞逐于京师”。汉代养士 与先秦时期有一点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先秦养士文武均有，而汉代以武为主， 而其所养主要就是一些大的豪强。《后汉书》中有“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 宽赊，文体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 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这一段话极其清楚明白地剖析了这 一时期的尚武任侠的原因，同时也正是这些原因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鲜明的 武侠时代。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其一，从思想意识形态来看，汉初期从帝王将相到上层阶层都还处于先秦 时期的专制统治的思想意识当中，儒家的正统地位没有得到确立，黄老道学盛 行，上层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重金扶植豪强，更重要的一点想法就是以民 间的或社会上的一切力量来达到维护自己利益最大化。其二，从政治形态来看，汉朝初期封建帝王还没有构建出一个适合于封 建统治的专制帝制，社会上各种力量都在积极寻找适合于自己发展的力量和区 域，从社会平民阶层和流氓土豪中起家的汉朝统治者自然对身上散发出雄风壮 志的武士更看中一些，而对那些文弱书生则有一些不屑一顾。其三，从社会阶层来看，汉朝的建立实际上对先秦贵族的一种否定，对新 兴豪强的一种肯定。早在秦王朝时武侠的成分已经开始变化，那种急人所急， 重诺轻生的侠义之风，已经开始变质。司马迁在《史记》里就明确地将汉代武 侠分为“匹夫之侠”“闾巷之侠”“乡曲之侠”，并指出他们虽然都源于“古布 衣之侠”，但已经开始分化。最为典型的就是汉武帝时期的郭解。他放纵门客 亲属，鱼肉乡里，残害百姓，已失去武侠最基本的仗义行侠之风，而成了地方 一害。也可以说这时的一些武侠已经通过结党任侠、树立个人威望成了地方另 一新贵。如京师大侠楼护从医师变为息乡候，长安豪侠蔑章从“城西蔑子夏” 地痞变成京兆尹的“门下督”。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强化，促使武侠在汉代形成了一种独特形式的社会力 量，甚至于在某些时候与封建帝王的统治政权相对峙，有时乂为一些政治势力 所利用，总之这时的武侠已经达到一种“权行州域，力折公候”境地。而这恰 恰是封建专制统治所不允许的，于是西汉皇族对武侠势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 打击。第一次是汉景帝刘启的大杀戮；第二次是汉武帝刘彻的迁徙豪强，以侠 治侠；第三次是汉成帝集中打压和重点杀戮。到了东汉光武帝时由于封建统治 力量的不断集中，已经改西汉王朝的某一时期集中打击为持续不间断的打击， 这种做法极大地抑制了武侠这一阶层的发展，甚至从根本上将刚刚走上上层建 筑舞台的武侠永远地赶了下去，于是武侠重新成为活跃、隐匿于民间的武侠， 这既是武侠文化和一种回归，同时也是武侠文化的最后一个归宿。但是值得一 提的是武侠虽然没落了，但武侠在那个时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伦理观 和侠义观，也正是这些独特的思想观念才使武侠精神得以在平民阶层广为流 传，深入人心。唐宋武侠的发展实际上从汉朝武侠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与国家政权进行反复对抗直到被镇压 下去之后，武侠便一直在民间涌动，但不论怎样武侠已经失去了上层政治力量 的支持和相助，或者可以说是利用，武侠们也只能浪迹于民间，行侠于闾巷， 同时也正是这些武侠的不时闪显才使武侠精神得以流传延续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的人们已经把那些以武制人、放荡不羁、行踪不 定、快意恩仇的人视为武侠。这一时期武侠的情况较为复杂，其中确有一部分 侠士以施爱尚义的淳厚武侠之精神为己任，延续着那种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武侠 文化中善的一面；但也有一部分人以两汉豪侠为楷模榜样继续以暴凌弱、结交 豪强，效仿着武侠文化中恶的一面。从汉朝以后直到隋唐，侠作为一种时尚标 志和享乐的消遣的生活方式进入了上层社会文化圈中，游侠的生活方式也为贵 族们消遣娱乐的一种生活方式，而武侠文化中那种勇武强悍、扶弱济贫、快意 恩仇的武侠精神早已消失，这也可以说是武侠的一种异化。但在民间侠义精神和武侠文化却一直延续和发展着，特别是唐代多年没 有战争，人民生活殷实大众社会十分发达，这也为武侠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社 会基础，武侠开始在一些民间艺人中出现。因为唐代杂技盛行于民间，而很多 杂技演员都精于武术，在唐时的传奇武侠小说中，很多都将杂技和武术相提并 论。如皇甫氏撰的《原化记》中记的嘉兴神技、张族的《朝野佥载》中记的轻 功、唐骈著的《剧谈录》中记的内功和指功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唐时 武侠已经平民阶层产悄然兴起。这一时期出现的武侠大多正如李白的《侠客 行》中描述的那样“十步一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宋代以来随着武术攻防技术的日益完善和广为普及，武术已经不再是某个 社会阶层、某些社会群体的专有物，而是整个大众社会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武术渗入到平民生活当中，于是便形成了众多的武术团体。以师徒传承武术为 主的技术体系和宗派相别的人际关系体系相互影响相互发展，直至最后形成了 极具中国形态的独特社会范畴——武林，武林是中国民间社会所独有的一种社 会现象和文化现象。随着武林的出现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武侠驰骋发展的重要区 域——绿林。潘玉采认为在绿林社会中，近代大侠主要活动在三大部类中：镖 师类、刺客类、响马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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