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尹汉宁

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拥有重要位置。湖北是 荆楚文化的发祥地,具有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旅游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多方面 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化名人、文物古迹、文化遗产数不胜数，悠远厚重的历史底蕴 为湖北文化建设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留下了独特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省委书记李鸿忠同志指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湖 北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关键是要将湖北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力 量、转化为文化产品、转化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挖掘、系 统研究荆楚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认同中提升文化自信，在文化传承中增强文化 自觉，为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生产力转化奠定坚实基础。

《荆楚文化丛书》由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省内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历 时三年编撰而成。丛书分胜迹、史传、学术、艺文四个系列，每个系列由十卷组 成，凡四十卷，约一千二百万字,首次对荆楚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堪称湖北历 史文化研究与普及的鸿篇巨著。期望全省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文化工作者，通 过阅读和学习《荆楚文化丛书》,从湖北丰富的文化资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更 加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奋力投身建设文化强省的伟大实践！

是为序。

（作者为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上篇
武术

引言：“武术”词意的历史流变

在原始社会,一方面，由于“人民少而禽兽众”（《韩非子-五蠹》），人类受到 普鸟攫老弱,猛兽食颛民”（《韩非子-五蠹》）的威胁，禽兽是人类最大的天敌, 人类必须与之拼搏才有可能求得生存；另一方面，禽兽又是当时人类的主要食 物,人们既要防范其侵扰，又要设法捕猎之以供充饥。这是当时人类获得生存和 繁衍必须解决的最大的社会性矛盾。正是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人类不得 不与禽兽进行生死'搏击”。

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是因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 也”，“人能群，彼（禽兽）不能群也”（《荀子-王制》）。正是人类所特有的智慧，使 人类能有意识地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即“削木为矢”（《易经-系辞下》）、“削石 为兵”（《太白阴经》）。工具的利用使人类在狩猎与御敌中有了最原始的武器，而 这些原始武器的使用，使人类在'搏击”中有了取胜的保障，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战 胜禽兽的能力。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劳动的技能与技巧得到进一步提高。人类有了 一些社会财富的积累，对这些剩余的社会财富及生产资料的分配与占有,随之成 为社会的一大矛盾。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爆发了战争，战争愈演愈烈。正如 《兵迹》所曰:“民物相攫而有武矣。”战争的频繁与扩大，促使人们注意和研究拳 脚搏击的技能技术,同时也促进了武器开始迅速走向专门化。兵器受到人们的 普遍重视和研究。据《山海经-大荒北经-世本》记载的传说故事：如“蚩尤作 兵”、“尤作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挥作弓、夷牟作矢”等,都是反映当时 将兵器专门化的传说。从甲骨文中的“武”字的变化来看,是持戈静立注视前方 或是举戈而动，欲与人兽斗①。可见“武”是与兵器密切相关的。

① 蔡宝忠,从甲骨文“武”字的含义到现代意义的武术概念,[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5（2）_o

武器的专门化，必然会使使用武器的技能、技术专门化，必然会促进御敌自 卫的实战方法—“技击”的训练专门化，也就出现了 “技击”的传教习练活动。 反过来，这种传教习练活动又进一步促进了 “技击”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奴隶社会的夏、商、周、春秋时期,奴隶主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把“技击” 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夏代的学校称“庠”，却是“习武之地”；商代的学校称 “序”，却是“习射之地”；而周代的学校则习“六艺”，且延续到春秋时期，而大艺” 中就有“三艺”,即：“射、御、乐”明确含有“技击”的因素。在军中，'技击”的传习 更是备受重视,把“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孙子兵法》）作为军 事训练的主旨，以培养“且以巧斗力者”（《庄子-人间世》）。

从战国时期开始，随着大型城市的出现和繁荣,娱乐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精 神享受。所谓“俳优之戏”、“杂伎百戏”，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 要应运而生。过去在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技击”经过人们的加工，就以“武 艺”的形式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武艺”除了有“武”的内容和形式外,还有了 '艺' 的特征。当时把“角抵”称为“角抵戏'，把“手搏”、‘射'、称为'卞射武戏'，把习剑 称为“剑舞”，把习刀称为“刀舞”等。我们仅从这些名称中即可看出这些武中的 来。正因为有了 '艺”，才进一步促进了习练中的技巧、技术的发展；同时， “艺”的成分也使观者的感观需求不断发展和提高,为了满足人们对武艺技击的 真实性再现,武艺中的对打、对击、对刺等表演形式逐渐被推出。从一些出土的 汉代文物中，就有许多这种对练的图案。如在郑州出土的砖刻“对刺图”、成都出 土的“剑戟对刺图”、南阳画石“空手夺刀图”等，都反映出武艺的表演形式从单练 到对练的演进。武艺的发展在隋唐时代随着器械的进步和改革,其技巧和技术 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出现了单练、对练、群练的多样化形式，一些武艺的表演水平 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我们仅从一些唐诗中的形容词即可得到一些这样的信息。 如杜甫在其《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说公孙大娘“一舞剑器动四方”；苏涣 在形容裴旻舞双剑时说“七星错落缠蛟龙”。就连崔宗之在看到诗人杜甫舞剑 后，也发出了 “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的感慨。

隋唐时代武艺的兴盛，为宋代武艺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宋代武艺的 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间形成了一定的习武风气，出现了一些武艺 传习的专门社团。在《宋史-兵志》中有记载：“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 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 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坡，饮食长技与敌国同。”在苏东坡与腾甫等官 吏的支持与鼓励下,类似的社团迅速发展,遍布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仅河北太 行山区就有五百五十个。此外，还有以练习射弩为主的锦标社，以练习枪棍为主 的英略社,以练习相扑角力为主的角抵社等组织。这些组织在平日练武授徒、交 流武功，有的还逐步总结提炼而形成了一些套路。如“三十二势长拳”、“少林十 八手”、“五虎少林拳”、“易筋经”、“八段锦”、“十二段锦”等。二是随着武艺套路 的不断增多,加上城市经济的发展，一些靠献技献艺为生的“诸色艺人”出现。他 们使枪弄棍、舞剑耍刀、角抵拼搏、挥拳踢腿、拉弓射箭，使大量的惊人绝技得以 发扬和展示。而且为了提高武艺表演的观赏性，根据武艺表演的需要，一些多样 化的、惊险的、技艺高超的单练和对打的攻防套路，被层出不穷地创造出来。三 是出现了一些秘不外传的绝技和功法以及各种流派，仅枪术一类就有流派如东 路枪手、河东流派、张朱派、岳家枪、李全的铁枪、杨曼贞的花枪等等。四是有关 武艺的著作大量问世，如王德用的《神射式》、刘怀德的《射法》、任权的《弓箭启 蒙》、张仲高的《射训》、司马水的《射诀》、张仲素的《射经》、田逸的《射经》、王堀的 《射经》等。宋代武艺的发展与提高，使中国武术的形成有了适宜的环境与氛围。 也使我们可以从宋代武艺中看到一些中国武术的雏形。

中国武术的真正形成是在明清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特 别是火器的使用,使武艺这种既是作战与防身的技能，又是健身与娱乐手段的意 义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并从军事武艺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运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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