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文化研究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少林寺”影片的成功上演，而 出现“武术热”后逐渐引发的武术文化研究。“武术热”是以武术学校的兴 起和青少年习武人数的不断增加为标准的，而武术文化研究是以“中国武 术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为标志的。如此说来，具有真正意义的系 统化武术文化研究也只是近30年间的事情。最精辟的语录有：武术是文化, 是高雅的文化；武术是体育，又高于体育；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武 术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等等。从武术概念的变化过程更能体现“文化” 的内涵，以2009年界定的概念为例：武术是以中华文化为理论基础，以技 击方法为基本内容，以套路、格斗和功法为主要运动形式的传统体育。其 概念首先强调的是武术的文化基础，武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 景之下，受到多学科的滋补和影响。如道教哲学的太极、阴阳、五行等, 直接影响到太极拳、形意拳和八卦掌的理论与实践；佛教禅学的礼法、打坐、戒律、要义等，直接影响到少林武功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儒家仁学的 仁、义、礼、智、信等，直接影响到武德、门规、戒律的形成与发展；至 于美学、中医理论、兵法、养生理论等对武术都有较深刻的影响。这些便 构成了武术文化的理论基础。也正是在东方儒学文化圈之内产生了中国武 术，而在欧美基督教文化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和印度佛教文化圈则产 生了骑士、骆驼手和瑜伽功等，并非武术。这也是武术文化独特性的所在。在这个概念之前的定义中也出现了与文化相关的词汇：20世纪80年代 的有“武术，……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与斗争实践中逐步积累和丰富起 来的一项宝贵文化遗产”、“武术，……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 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一项宝贵文化遗产”、“武术，……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而70年代的为“武术，……民族形式的体育运动”，60年代的为 “武术，……也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一项民族文化遗产”。既然是文化遗 产，就能够寻觅到它的历史文化轨迹。文德与武力构成武当武术起源的诱因原始社会是一个由蒙昧向文明迈进的时代，群居生活构成了它的基本 特征，无论是狩猎、战争，还是武舞、巫术等都是以协同合作为前提的, 没有明显的文武分工，是典型的“混沌”状态。虽然当时分工粗糙，但在 合作中逐渐形成了人们所认同的“天不私覆，地不私载”的理念，并揉入 到部落的生产和生活之中，“不私”就是当时的文德，狩猎和战争就是武力 之表现形态。曾发生在历史上著名的“蚩尤大战”可谓是原始部落最早的 武力展示。蚩尤为炎帝的后裔，《史记》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 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 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蚩尤是非常勇猛的，黄帝打败他付出了 巨大的代价。这些部落战争有力地促进了器械的制作和技击技术的发生和 发展。它体现了武力为先的原始战争特点，同时也印证了民间武术源于军 旅武术的结论。自古以来，文德被视为文教治理手段，而武力是军事镇压手段。《说 苑•指武》有：“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武当山武术的产生和 形成与古代战争及德教是密不可分的。翻开《中国武术史》相关的书籍, 较为一致地认为“武舞”是古代武术活动的发端之一。当然“武舞”的形件 式有多种，其中的“干戚舞”在禹伐三苗之战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 也为武当山武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文 禹伐三苗“丹水之战”是武当山原始部落中最具影响力的战争，它的化起因与纠纷始于尧舜时期。“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这在 《吕氏春秋》和《六韬》等史料中都有相应的记载，它反映了最早的武当山 地区的战争。丹水之浦指的是武当山下、鄂豫交界的丹江河畔（今丹江口 地区）。战争的结果，据《帝王新纪》说“诸侯有苗处南蛮不服，尧征而克 之于丹水之浦”。舜即位后，对三苗实行了军事镇压与德教感化的双重策 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舜晚年，面对三苗的再次反叛，亲自率兵 “南征三苗，道死苍梧”，依然留下遗憾。此时，禹凭借权势和威望继承了 舜位，为了巩固王权，禹统领众多邦国君长，并以奉行天命的名义对三苗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武力征伐。。这就是《韩非子•五蠹》中记载的：“当 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经过此次沉重的打击，三苗后世就此一蹶不振。这场战争实质是“蚩尤大 战”后裔的延续。中国古代原始部落自产生以来，经过不断发展、融合， 到新石器时代曾形成了五大部落群，即华夏、九夷、诸戎、群狄和三 苗，其中“九夷”就是蚩尤领导的湖北梅山部落。“蚩尤大战”战败 后，其部落逐渐解体，遗族向南回迁，其中一支退到江淮洞庭一带，并组 成新的部落集团，史称“三苗”。至禹帝时，三苗最终战败，部落再次分 化，最后退回峰高林密、可渔可猎，有险可守的老家古梅山，开始了力抗 王权的“化外蛮夷”生活，也就有了史书上“梅山蛮性彪悍，历不服中土” 的记载。真可谓是：禹攻三苗之后，“神民不违，天下乃静”。舜在尧时单一的军事行动基础上，而又增加了文德教化，但由于力度 不够，没能奏效，最后还是通过强大的“执干戚舞，有苗乃服”，结束了外 三苗，也称苗蛮。先秦古籍中有“八蛮”、“六蛮”和“百蛮”之说，泛指南 方不同的民族。大致可以分为荆蛮、百越、百濮几个系统，武当山的土著居民属于荆蛮 系统，习惯称为三苗部落。湖北梅山、九夷和三苗尊蚩尤为部落首领，今天的梅山武术 在收徒拜师时，其礼为三块三毛，或三十三块三，或三百三十三，或三千三百三，喻示 了梅山武术对九夷、三苗的纪念和传承。患。这也验证了 “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的道理。 时代。值得一提的是，禹为什么使用“干戚 舞”制服三苗而不是其他兵器这恐怕 与古代初民的神话传说有关。据《山海经》 记载：“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乃以乳为 眼，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图1）。神 怪、天帝是不存在的，但盾与斧却反映了当 时战争所用的兵器，并对禹产生极大的启 示。这正是他成功的秘诀。人们为了纪念禹 的历史功绩，在他死去的绍兴会稽山建造了 大禹陵，在大禹像的身后有九柄黄斧，其寓 意更加丰富。有战争的武器、治水的利器、 执法的刑具、“九五（斧）自尊”等含义。文事与武备构成国家安全的双面利剑自夏朝建立以来，文事与武备便成为国家安定与发展的两大管理系统。 文事是指文治和教化等范畴，而武备是指军事和武装等范畴，在当时奴隶 社会的背景下，武备比文事显得更为重要，并有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的共识。启继位之初，有扈氏（今西安一带）就起兵反抗启。启与有扈氏 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灭有扈氏，王位始得以巩固。其子太康继位后, 荒淫无道，东羿首领羿趁机起兵攻夏，太康逃死于外，传弟仲康。仲康死 后，其子相立，又为羿所逐杀。相妻逃奔有仍氏，生少康。少康长大后, 开始联合拥夏势力复国。从有关夏代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战 争的记载。春秋战国之际，诸侯相竞，讲求武备，“独尊儒术”、“君子勤礼”受到 极大冲击，又因与夷狄杂处，非尚武事不足以图存，因此是一个列国混战、 攻伐最剧烈的时代。在春秋时期的294年间，战争竟达483余次，《战国 策•赵策三》记载，当时七雄都“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在战 国时期的254年间，战争也达230次，大量农民涌向战场，最终结束了车甲 纵横的车战时代，使军队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频繁用肉兵、连年征战的过程中，无疑会促使兵器得到改进、攻防技术得到发展。 秦统一六国后，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 家。后来的各代依然是以武备换取国家的安宁。战国时代的吴起在总结战 争的原因时认为，“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 饥。”由于连年战争，引起了文人雅士的感叹。如南朝梁武帝的长子、文 学家萧统就强调：“偃闭武术，阐扬文令。”指出要停止战争，提倡文教。 尽管如此，也难以改变社会上主张“文德不如武备”、“习礼不如讲武”的 状况，以至于出现了 “文武分途”，并彻底打破“混沌”状态，而进入“分 离”状态。“文武分途”实际是国家的大事分两大系统来分立管理，以形成 “文教治内，武备对外”的新格局，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必然会出现两个阶 层。一是“士”（文士）阶层。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 子。它是以文为主体，尚礼重德，且以读书做官为主要人生追求的群体。 如文儒学士和纵横策士等。二是“侠”（武士）阶层。侠，旧时是指有武 艺、讲义气、肯舍己助人的群体。如豪侠武士和刺客剑士等。它是以武术 为载体，通过行侠仗义的活动而得到社会的关注与认同，可以讲，在不同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侠客以出身贫贱、武艺超群、仗义疏财、同情弱者、 扶弱济困而起到了较大的正面作用，并受到人们的普遍好评。但“儒以文 乱法，侠以武犯禁”也是显而易见。介于两者之间的还有导引方士和神仙 方士等。文武分途后，秦以来重文轻武现象日益严重。客观上保证了文事和武 备的双方需求，但实际上是各有专攻，各行其是，并逐步造成了双方的对 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时重文轻武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偏见, 而领兵作战的将领多又勇猛过人、性格刚烈，被文人贬为“武夫”，客观上 又相对缺乏书写能力，留给后人的兵书、武术史料很有限。综合上述，得 出了错误的认识，而且流行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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