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滇黔青铜兵器的分类与特色

(一)滇国兵器

滇国出土的兵器的数量繁多，制作工艺精湛，颇具艺术想象力。有的器形与我国内地虽相近，但纹饰不同；有的器形、纹饰则与中原地区毫无共同之处，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1.勾刺类兵器

此类兵器主要有铜戈、铜矛、铜叉、铜啄及铜剑等。滇国的戈上多有精美的几何形花纹及人形纹；背多铸有动物雕饰和立体人物。滇国矛的铜装上有几何形花纹及动物形半环钮有的阔叶形铜矛整体作为蹲蛙形，有的柳叶形铜矛的刃部两侧各悬吊一个裸体小铜人，这种兵器在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都有出土

其表现的艺术形式主题，或为战俘；或为受罚的罪人；或为奴隶，再现了血淋淋的虐杀场面，反映当时战争的频繁和残酷，阶级对立十分尖锐，作为暴力强权的机器——国家政权在此时已有较高程度的发展。这一仪仗兵器的装饰，就是为了突出暴力威慑的气氛，可称为当时社会主要特征的缩影。滇国铜剑有长短之分。 叉的刃部前端分叉，似鱼尾状，铜会部有浮雕或线刻动物纹，为滇国特有的兵器。铜啄为啄兵，整体呈丁字形似长喙鸟头形。啄锋呈锥形，也有的作铲形。使用时如长喙啄木，故名铜啄。是滇国特有的兵器。

2.砍劈类兵器

此类兵器主要有铜斧、铜钺与铜戚。铜斧数量最多，有的无纹饰，有的仅有简单的弦纹，或有的黎部布满几何形花纹，鎏侧多有动物形悬钮，还有的穿鎏斧攀上遍饰几何形花纹，琴背雕铸有立体动物或人物，似为仪仗器。铜钺数量也多，上均有几何形花纹及立体人物或动物钮饰，造型及花纹均十分精致。铜戚数量较少，鎏侧多有动物形钮饰，如立犬、立猪、孔雀及穿山甲等。

3.击打类兵器

此类兵器使用方法以击打为主，包括铜狼牙棒、镂孔铜锤及八棱形铜棒等。 这三类兵器除滇池区域及其附近外，其他地区从未发现过。有的顶端有立犬及虎噬牛等立体动物雕饰。个别狼牙棒前端另铸一小矛头用于直刺。

4.远射类兵器

此类兵器包括铜弩机、铜镂及铜弓模型等。一般本地产品制作较粗糙，而内 地产品制作工艺极精。

5.防护类兵器

此类兵器包括头盔、各种铜甲及盾牌等。滇国时期的铠甲亦多薄铜片锻打或模压而成，主要有颈甲、背甲、胸甲、臂甲及腿甲等。

盾牌为滇国作战时步兵常用的防护用具，多为漆制品，制作较精。滇盾在汉代也算得上是名优产品。如刘熙《释名•释兵》说：“盾者，大而平者日吴魁……隆者日滇盾。”①所谓隆者，即盾面外突之意，与滇国青铜器上的盾牌图像相同。

（二）夜郎兵器

夜郎青铜兵器从出土情况来看，不如滇国丰富，但近年来黔西南兴义的万屯、马岭、巴结，兴仁交乐；安顺地区平坝县的马场、尹关、天龙，安顺宁谷;

刘熙：《释名•释兵》，见齐佩璐：《训沾学概论》，101〜10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贵阳市清镇、后五，修文王官；黔西北毕节地区黔西林泉、罗布夸、甘棠，赫章 可乐、辅处，威宁中水；六盘水市盘县特区遗址中也出土了大批弩机、戈、矛、 跳、削、刀、剑等青铜武器，还有刀、矛、剑等铁质兵器。其中，在黔西北的赫章可乐、辅处，威宁中水，毕节青场，普安青山铜鼓山等地，先后发掘了一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青铜兵器。另外，还在兴仁、兴义、安龙、盘县、普定、平 坝、清镇等地分别发掘或收集到一批具有地方民族风格的古兵文物。其中如普安青山铜鼓山遗址出土的青铜钺、喇叭形空首一字格青铜剑，赫章可乐古墓群出土的铜斧①，从兴义土产公司驻安顺转运站废品仓库中收集的带“V”形符号的铜 钺和蛇头形铜剑格②，经与邻近省区出土的同类器物比较，既不同于滇，也与巴、蜀不同。

三、滇黔青铜兵器背后的武术文化交流

春秋晚期至战国秦汉时期，滇黔地区存在着一种有别于中原、巴蜀、荆楚和百越的青铜武术文化。溯其来源，其主要还是在周边的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百越文化等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地区性青铜文化。滇黔地区与周边武术文化的交流在新时期晚期至商周时期或更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在滇黔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期文化中，不难发现周边文化的身影；青铜武术文化中更是处处闪现 着百越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的光辉。

(一)滇黔青铜武术文化与百越的交流

越人是古南方的一大族系，于新石器时代已人居云贵高原。有肩石器为越人 的典型文化特征，这种器型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新石器遗址中就有出土③，同地的其他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发现。④这些石器的出土可证实古越族的武术文化西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剑川海门口出土的春秋早中期或以前的有肩形斧钺，其祖型也是仿自两广及 西南地区新石器晚期流行的古越人的有肩石器。贵州锦屏亮江平金的一批青铜器具有春秋晚期至战国时代的文化特征。式、式铜钺均与广东广宁铜鼓岗墓中所出土的同类器相似，其中的式不对称铜钺的年代断定为战国时代，它分别见

①贵州省博物饰、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载《者占学报》，1986 (2), 199 〜250 页。

②万光公：《来自废品中的珍贵文物》，载《贵州文物》，1983 (3), 96页。

③云南省博物馆：《与南晋宇石寨古遗址及墓葬》，载《考古学报》，1956 (1).

④云南省博物饰：《公南晋宁石寨山占墓群发掘报告》，194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

于广东广宁铜鼓岗、四会鸟旦山、广西柳州等地区的战国时代遗存（VI型），它们均表明这种具有地区特点类型的不对称铜钺（VI型），当为古越族的青铜兵 器，它们在贵州地区的古夜郎时期出现，则意味着古越人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代，其民族与武术文化已经在云贵高原生根开花。

滇人崇拜蛇，滇文化有数量较多的“蛇首剑”，石寨山出土的错金剑鞘头有抽象变形的蛇纹装饰。古代越人及越南东山文化的青铜兵器，广西恭城出土的春秋战国之际的青铜尊，以及越南东山文化的装饰主题纹饰中，也看到了双蛇斗蛙及各式蛇纹装饰主题。只有是当越人文化西渐在滇池地区交汇后，它才可能在青铜艺术品中表现得如此丰富多彩。石寨山文化青铜器中见有许多蛙形母题，滇系短剑、铜钺就饰有蛙纹。在古越人的心目中，神蛙也为护符，可以避兵祸，如 《太平御览》日：“蟾蛛（蛙）避兵，寿在五月之望。”①可见越人曾用蛙来作兵器纹饰。广西左江花山壁画中的两汉越人持兵器舞蹈的形状都作仿蛙之象。

猎头纹饰铜剑所反映的猎头习俗，在考古发现、古文献和民族志中更可谓是史不绝书。越南东山文化也存在反映猎头风习的墓葬。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铜盘，其上刻画的二方连续纹样也生动地描绘了时人猎人头时相互追杀的情景。

云南沧源崖画、晋宁石寨山型铜鼓中的盾牌乐舞，也见于广西西林普驮铜鼓、贵县罗泊湾铜鼓及越南的玉缕铜鼓，反映了壮傣语族先民——百越系民族的风俗。《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载：“焚夷……乡村饮宴，则击大鼓，吹芦笔，舞

①（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九。

牌为乐。”①近代盾牌舞仍见于四川凉山彝族和云南景颇族中，他们每逢盛大集会皆跳盾牌舞。江川李家山51号墓出土的一件铜戈上镌刻有人形双手执羽翎舞蹈，此图像可同广西左江花山崖画的执羽翎舞蹈的人像比证。②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石寨山文化与贵州地区的夜郎文化、广西及越北地区的骆越文化有着卜分密切的联系，它们彼此之间有着更多的共性，意味着远在距今两千多年前后，滇、黔、桂等相邻地区的青铜武术文化之间就已进行着广泛的交流。

(二)滇黔青铜武术文化与荆楚的交流

荆楚与滇黔各民族及其武术文化交往的源远流长。约公元前298年，庄跻率领一只数千人的队伍，到达贵州西部的夜郎、滇池地区，“以兵威”降服了当地 的“靡莫之属”。因而“自夜郎、滇池以西，皆庄跻之后。”③晋宁、江川出土的无“胡”铜戈形似殷式戈，可视为受楚文化的影响所致。在湘西永顺不二门遗址发现的偏刃铜钺，也分见于贵州锦屏亮江等地。湖南永顺不二门发现的无格柳叶形铜剑，也与贵州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相似。④湘西、湘西北发现的一批宽格青铜短剑，其纹饰如重圈纹、双旋纹、折线纹、锯齿纹、双S形纹、突点纹、镂 空三角纹等，都是滇、夜郎文化共有的青铜器母题纹饰。⑤滇文化的典型器月口形铜斧，也分别见于湖南宁乡寨子山、黄材及道县、岳阳等地，以及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墓中。⑥宁乡黄材所出土的黎上饰突起的几何花纹，在滇地铜斧中也有相似者。此外，滇文化的靴形钺也见于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及湖南衡山湘江岸边。⑦再者，作为威力强大的狩猎和战争武器弩机，由楚国传入各地，秦统一六国时期，弩机发展成熟⑧，它分别由巴蜀和楚境流入云南等地。考古学者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等地发现的汉式铜弩机，极大地提高了当时军队的战斗力，并加快了

①(明)郑颛、陈文：《云南图经志书》，见二南省编辑组编：《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100页，昆明，有南民族出版社，1986。

②王克荣、邱钟仑、陈远璋：《广西左江岩画》，191〜19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③(唐)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

④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湖南考占2002》，长沙，岳麓书社，2004 „

⑤何介钧、郑元:《关于：湘西、湘西北发现的宽格青铜短剑》，载《文物》，1993 (2)„

⑥湖南省博物饵：《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几件铜器》，载《文物》，1966 (4)；高至喜：《湖南发现的几件越族文物》，载《文物》，1980 (12)；楚金城考古发掘队：《湖北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载 《考古》，1980 (2)„

⑦ 周世荣：《蚕桑纹尊武:靴形钺》，载《考占》，1979 (6)；湖南省博物饰：《湖南溜山灌区湘乡东周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77 (3)。

⑧《吴越春秋》载：陈音对越王问道："弩生弓，弓生于弹……楚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 下……乃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然后诸侯可服；谢凌：《战国至二国时期的弩机》，载《四川文物》，2004 (3)。

当地的社会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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