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原始社会中的武舞一体与巫武不分

中国武术的起源与原始宗教、教育、娱乐等民族文化有紧密联系。原始宗教的主要形 式一-巫术与图腾崇拜通常借助原始武舞的形式来体现，而原始时期武术与武舞的一体化特 征非常明显。

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等综合因素，作为早期的身体活动，武术、武舞、舞蹈时常处于一种 混沌不分状态。早期武舞主要是表现人与兽或人与人搏斗的舞蹈，它是狩猎或战争场面的再 现。当时，人们在狩猎和战争活动前后，都要跳武舞，舞者手持各种兵器，作击、劈、砍等动作， 通过武舞这种形式来模拟和还原战胜敌人和猎物的场景，想象、练习劈砍击刺等杀伐的动作 技术来产生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以鼓舞士气乃至祈神保佑。这些武舞既是战斗的演习、武艺的 操练，也是原始击刺动作组合成武术的简单套路的萌芽。舞中存武，舞中行武，舞中显武，武舞 也可以说展现了早期武术与舞蹈的客观交融，一些武舞的动作组合与现今的武术套路有许多相 似之处。《尚书•大禹谟》记载，舜时曾经发生过一个以武舞慑服反叛部落的事例，一个叫有苗 的部落不服从当时中央政权的统治，舜命禹率人去讨伐。禹领旨后没有直接率兵展开攻击，而 是让士兵手持干、羽等各种武器，以武舞的方式训练了70天，有苗氏终于被其慑服了，从而不 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战例之外，相关文献中也有“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等史料记载。

与武舞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以巫术为代表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等。据相关资料介绍，巫术在 早期的人类社会十分盛行，史前的巫术中存在着许多原始的体育形态，而巫舞则可以说是最古 老的体育形态之一。因为巫武不分，武术与巫术的各种联系便也成为原始社会时期的一种历史 现象。先民们为了在战争中能取得胜利，一些巫术活动也逐渐升级为大型武舞，如西周军队中 的“象舞”和“大武舞”这些武舞既是对战争的模拟和练习，又是对士兵进行针对性的军事训 1李祥石，朱存世.贺兰山与北山岩画[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122.

练。史书中所载的“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礼”等便是这种现象的实证。正因如此，一些研究 者认为，在古代，“舞”“武”两字是同源、相通的，武术的精髓，源自于巫一舞一武。诚如胡小 明在《从左江岩画看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与传播》一文中所说：“如果武术不是受益于武舞， 那它将向拳击、摔跤等格斗术的方向发展，至于后期儒、释的影响，不过是为武术披上了一层伦 理学的面纱。揭去这层面纱，便宛如我们站在左江岸边，凝视着那些手持刀剑而舞的人形。”¹ 在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现代仍保留有不少其先民的武舞传统。例如，云南纳西族的祭神 武舞“东巴跳”，数十上百人手持武器而狂舞，场面十分壮观。

原始武舞尽管是一种简单的手舞足蹈，但却促进原始武术在原始文化的混沌母体中萌芽 成长。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理念，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武术正是从巫术文化氛围中获得了 更为丰富的武术因素和创造灵感，现代武术套路受到巫舞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具有极强的表演 性和艺术魅力”。

二、先秦武术发展探丽

先秦指秦朝以前，在时间上是指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战国时期这个阶段，因此，狭义 的先秦武术史研究的范围，包含了我国从进入文明时代直到秦王朝建立这段时间，主要指夏、 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几个时期的武术历史。学者黄摩崖先生将先秦比作中华文明的头颅，这 一譬喻对于武术同样较为适用。在这一阶段，中华先民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明，其中夏商 时期的甲骨文、殷商的青铜器，都是人类文明的里程碑标志。这一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和其他 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游艺讲学，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发展高峰并对武术演进产生了重 要影响。武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武术活动从军事技艺分离，并开始向竞赛、艺术化 发展；理论形式上出现了针对武术技击的描述以及武道与武德雏形的相关论述等，由此初步组 成了中国古代武术的基本理论体系。²

(一）以剑为代表的短兵技术及其理论发展

激烈的军事冲突继续发挥着对于武术技击的推动作用，战争形式的变化特别是车战向步 战的发展也促使近身相搏的武术技术得以更多地应用。由于冶炼技术的进步，刀剑等短兵器开 始出现并且制作工艺日益精良，当时的“巴式剑”和“越王勾践剑”皆为世所罕见的名品。短兵 器的大量使用和技术上的改变，极大地丰富了武术的内容和推进了武术理论的快速发展。当时 荆轲刺秦王所用的武器即为太子丹重金求得的天下“名匕”，图穷匕现，壮士悲歌，寒风潇潇中 的易水送别也终成为先秦武术史上的一曲绝响。先秦短兵器在造形方面主要是锋刃、剑身长 度、握把等的变化。这种变化对短兵的功能、技术有很大影响。短兵锋利使直线刺杀动作增加 成为可能，剑身窄长则说明春秋战国剑的砍杀作用已有所衰退，剑法动作向着灵活多变的技术 方向发展，这也是春秋时期出现了如聂胜、盖聂等不少击剑名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先秦时期不仅武术的技击形式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有了少量武术理论的出现，最为著 名的就是《吴越春秋》中的“越女论剑'《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记述：越王向民间武 术家越女询问剑道，越女为其讲述了一套精辟的击剑理论：“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 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变阳兴。追形逐影，光若仿佛，说的即是先秦剑道讲究的动 与静、快与慢、虚与实、内与外、逆与顺等矛盾关系。这种剑术理论对于武术史的象征意义非常 显著，即使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庄子•说剑篇》中对于剑 道的相关阐述。在这篇著名典籍中，庄子分别以“锋”“锷”“脊”“镡”“铗”等剑的不同部位 为喻，借用斗剑之理劝说赵惠文王放弃“日夜相击于前”的斗剑，励精图治、治国兴邦，其关于 剑术的阐述异常精辟——“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短短数言， 不仅反映出当时斗剑技术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而且体现出对斗剑经验的深刻领会和技战术 理论方面的深人总结。对此，权威的《中国武术史》对其评论道：“这段击剑要领，被视为武术 技击理论的纲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击剑，可以看成是整个武术的一种战略战术理论。它的基 本思想是：故卖破绽，诱敌来攻，因敌应变，后发制人，夺取胜利。这是中国武术的基本理论之 一，至今仍是指导武术发展的重要原则。”¹ 《庄子•说剑篇》中同样 保存了一些春秋战国时期有 关剑的形制、斗剑仪式、尚武 好勇、性情耿烈的剑士及其 衣冠特征等多方面的重要资 料。通过该文描述可知，春秋 战国时期，武术功能已经有了 多样化的发展，其最为突出的 表现便是武术具有了表演性、

竞赛性与娱乐性。这一时期，

练武的目的已经不仅是为了战 场上的运用，有时也是为了赛场上的章争。较武的刺杀搏击，不再局限于战场上敌我的生死拼 杀，同样应用于赛场上的表演与争雄此方面典型的史料之一，便是该时期赵国等地盛行的斗 剑之风。这一时期，一些武艺高强的世家，还以传授武术知名，如《史记》作者司马迁就追述 其先祖的一支，“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表明当时剑术发展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技艺要领，形 成了专门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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