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分配+公正的单位权利运用+本体行为努力付出的有效反映。出于系统趋向于沿 能量消耗最小，而“势函数”边际效益获得最大的“能级”路径运动的普遍规律，人 们的本能，总是愿以最小的代价去取得利益的最大化价值。由是，在前一种方式中， 除了国家的认定和单位“领导”主持下的兑现，这二种准法定形态，形形色色、各 显神通的努力，就形成了实现财富的首要途径。可以想象，如果假设的充分且必要 条件一旦失灵，或“能力”有限，在公平被削弱时，人们追求物质的努力将会是如 何一副图景。可想而知，其所带来的行为信息的传递和交换，加于人们的观念上的 “通信”所给予社会道德的形成过程，又会具有何等的决定性的影响力。

遗憾的是，这种规则的失灵形式，现已因计划社会的蜕变和洗牌式的脱胎发育 过程，而不可遏止地传承并扩至“法人”社会。在原生态和次原生态市场经济中， “潜规则”找到了她孳生发育的最佳湿地。前述分配的畸变方式，正以其无处不在的 能力，夹带着相当的当量，从“潘多拉盒”里争先恐后地跑出来，并以“寻租”①以 及极端功利主义的自私，肆行于现实的商业文明社会。藉助于经济中的“乘数效应” 和“投入产出规律”，这种模式的自复制过程，在我们的体制中创造出了如同细胞分 裂般的速度和浸润模式。不言而喻，这其中，法制®的不健全和道德教育的长期滞后 及廉政建设的艰难，无疑给它的横行开创出了具有极小投资风险的领地。其最直接 的后果，就是一小部分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创造”出了极大的财富，并敛取和积聚 了大量权势。固然，为建立现代化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中产阶级和有产阶级是形 成了，并且其过程所耗费的时间之短，也超越了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西方社会。但 是作为对价，在另一头所集聚的却是大量的从破产国有企业中走出来，自谋生计的 雇佣工人和失业群，以及拥有上亿农民的进城产业大军。万物的相通，在这里表现 得竟然如此神秘，和宇宙大爆炸的过程差不多的是，初级市场社会的形成也符合这 一规律。就像宇宙中的“黑洞”吸收物质和光线的现象一样，不成熟市场形态中的 “黑洞”，也会吸收精神和物质，市场的运行在这些硕大无比的质量附近，也会发生 弯曲和变形。犹如在浩瀚、美丽的星际云旋涡中点缀着若干髙密度的同样壮观的星 云集群，巨大的场效应产生出了自己的局域性的不可抗拒的规则。可这并非是我们 特有的现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后凯恩斯主义的创始人塞谬尔森，在谈到原始资本主义

“寻祖”一词，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安•克鲁格创立。其意就是指以各种规则和 非规则的媾合方式，寻求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弁取和占有超经济的暴利“租金”的特 权。基于此，寻租活动的完成，必须要以依赖于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发生为充要条件。

“法制”和“法治”不一样。其中一个是国家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制度化、法律化， 包括立法、司法、守法和监督四个方面；另一个是指相对于“人治”而言，依法治理国 家，以民主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构成形式，以此，因而有法治社会和非法治社会 的区分。这就如同在一人为治的君主政体下，奴隶社会的汉膜拉比法典和秦始皇时的立 法社会的存在，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一样的道理。

社会创立之初的社会形态时，曾一针见血地断言：市场最初总是由一些雄心勃勃的 具有海盗式的脾气和“群众关系管他娘”的态度的人，以冒着不怕风险的巨大创造 精神建立起来的。固然这在道德上看似可卑和令人恶心，但正是他们和无产者的血 汗工资，一手奠定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第一块基石，并以远远超过“过去一切世代 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大得多的生产力”，使人类完成了一场生产方式的伟 大革命。①正因为如此，原始市场“二难”的经济运行机制所蕴育着的道德心态，也 必然是矛盾的、对立的、排斥的，而其对于善恶正邪的认定，又必然显现为多元的、 非对立的、友好的共处。®

这是一次真正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变革。在道德的痛苦之后，它带给人们一种 深深的内省和启迪。本来规则的意义，是为了保障讲规则的人可以得到比不讲规则 的人更多的收益，作为对违规的惩罚，他们应该承受利益的流失。从普遍性来说， 社会中的制度，也旨在使人们从长远看来，其道德性的行为能比不道德的行为获得 更大利益。然而，社会实践从来不可能在理想控制状态下发生。更何况历史也不可 能给我们留下几个足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著名经济学家又兼数学家的人。在这样的 现实中，我们的蓝图并没有清晰的理论，而是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始终在走一步， 看一步地前进。这样，在一种基础制度的全面转型期，当旧的和谐遭到破坏，而新 秩序的大厦又仅是一片未竣工的工地时，就有可能会出现不道德的行为既受不到先 前旧制度的惩罚，又受不到新制度的有效制裁的“非规则时期”。如此，在较为普 遍的层面上，不道德的行为，如同在旧时的“天桥”，就会有可能比道德行为能产 生更大的收益。如果这种状态是短时的，人们会因为正直善良的文化惯性和希望， 自觉地予以抵制；但如果这种不道德现象能够获得更大收益的现状持续不减，甚至 是十年、二十年，迫于生计，人们就会逐渐改变自己的道德态度，而以各自不等的 屈从投向世俗。及至道德自组织过程的“正熵危机”导致“制度”紊乱时，可怕的 道德危机便会必然应运而生。

当然，现在谁也不至于笨到要去指责自已的国民；但也并不难发现这一问题的 主要症结；况且，这也更不是任何社会过渡形态都要必然地发生的、惟一的、排它 的、无可选择的因果律。我们知道，道德虽然是一种非功利主义的人性，却正如我 们在前面已分析过的，它却有着深刻的功利分配的渊源。假定社会不具备这个“规 则”的前提，当其中可能发生的收益风险，长期低迷于不道德行为带来的期望代价 风险时，不道德的行为就会自然而然地泛滥成风气。反之，只有当人们在讲道德时，

参见（《经济学》塞谬尔森著（下）第1⁶¹页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¹卷 第256页。

这里的“二难”并非指“悖论”，而是指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初、中级阶段， 那种“纯市场竞争经济”中的关于“公平”和“效率”的矛盾。这一问题，实际上早已 由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派所解决，并进入了国家干预体制下的“市场计划经济”时代 或“第三条道路”式的福利经济社会。

能比不讲道德时获得更大的期望收益时，道德才会成为人们追逐的目的行为。①众 所周知，当前，在中国，东方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物质文明，正在经受着有史以来 的最为广泛、强烈的撞击；当代多元价值社会面临的价值混乱的危机，也正使得每 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思考着生活的新的规范模式。

但是，必需要指出的是，不道德行为癌变形态的社会本质属性，显然是具有很大的 社会危害性的瘟疫，因而必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所唾弃。不可抗拒的到是，原始市场经济 社会初期带来的浮躁，必然难以避免地会形成带有结构性和体制性缺陷的经济和道德现 实，这也许是与对不可逾越阶段的补课相对应的一种社会进步的必要成本。遗憾的是, 作为实践，个人只能达到他们的有限可控范围。因而，如何在奔波于谋生的同时，既主 动融于现代文明，又能正视现实，追寻道德的发展主流，传承民族的优秀伦理，正确处 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建立一个各种阶级和谐共处的社会，养成具有现代人格的人的意 义，就显然已是远远超出了个人修养的范围，而成了一件民族生存模式的大事。

浏览59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