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信”是“诚”的主体在对其向另一方提供诚意和诚实行为中，担保决不欺人的 义务。而与此相关的“信用”，即是指客体对主体承担这种“信实”义务的评估期望 值。不用待言，“信”是人之法律行为的惟一生命。因而，孔夫子叹谓：“始吾于人 也，听其言而信其行。”是言即称道，人之初始，听了他的话，而就可相信他的行为。

在古代中华传统中，“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和“一诺千金”或“大丈夫言必信，

①《通书》•诚上篇

行必果”之语，皆是指的这种信实之品德。这种盛于先秦的思想，传至日本后，遂 成为武士的重要信念，并成为武士重诺守言的标准。

在日本武士心目中，“武士一言”为其做人的坚实不疑的信条，事关战场生死， “军中无戏言”。在长年内乱不休和集军政权与部族安危荣辱于一身的武士身上， 形成这类最基本的生存素质，也并不是很奇怪的。这是因为，与和平时期相比，商 场的欺诈与封建官场倾轧的后果与之大相径庭。战争环境对武士来说，所说的话 的真实性，必须要得到充分保证，所许之承诺必须要真实可信。惟如此，在信德 中，条顿武士 Riter wort (骑士荣誉）也恰好与它相等，具有极高的信实标准。 因之，武士极重然诺，他们视此为名誉的根本，为此，甚至可以以生命相托。在 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不少因为“一口两刀”而最终以切腹相抵，洗刷名誉之污名 的事。这种传统品质波及至今，我们可看到，正是这两个民族，在战后的废墟上 创造出了令世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当战争把物质几乎全部毁灭殆尽时，惟一留下 的是国民及其精神。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照样可以不出二十年，又迅速崛起 于世界民族之林，进入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前三位。若正视真实，这是一个不得 不让我们深思的现实。

有个学者曾谈到两则小故事，俾可资佐证对诚实、信用的反思。其一，二战结 束的第一个冬天，柏林市民忍饥挨饿又没有取暖的燃料，但在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季 后，郊外那些在战火中挺立过来的树林依然郁郁葱葱，没有被砍掉一棵树木。另一 个讲的是前二年去日本郊外遇堵车。车子一律在路的左侧排了二、三公里，三个多 小时中，井然有序，没有一个警察来沿路疏导车队，也没有见一辆超越队伍“加塞” 的另类。这不得不使人承认，世界上的确是存在着民族素质和道德水准的差距的。

在中国文字的字面意思中，“信”实谓人之言。从表意的文字构成而论，它蕴含 着对一种量度“真实性”的参照物的定义。换成另一种说法，即是人说的话具有确 实、确真的可实性的“公理”性上的意义。因而人类之初，方才用人说的话来涵盖 可信任度的标准。它的逆命题，同时也成立：不具确实性的话，则不是人说的。故 此，由而推之，这一定义可以适合于一切有人参与的充分且必要条件，用以证明其 中任何充足理由律的成立。然而，袓先的这一定义留给我们演绎的结果，又可导致 一个严肃的结论：如果说的话具有伪诈的欺骗性，则说这话的，就不具备人的本质 属性。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讲这个人“白屁”（我所在地方方言，即“瞎话连篇”） 连天，意指竖子，“言不及行，行不及信”，没有一句真话，没有一点人味。此，足 见我们的先祖，在创造“信”这个与人生活最关切的信息符号时，那种深藏于内心 的、庄严的崇拜和五体投地时的那种虔诚和畏惧。

现实中，“信用”的构成，可分为物化的、精神的，或人格的、民事的、行政的、 司法的，或公权的、私权的法律关系和道德关系。在法律上“信”而有据，视为信 据，是一种证据。它必须要经过法定程序的审证，査证属实，才具有可信性而成为 证明。在民事行为中的“信用”，即指为能够履行道义的、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而做 出的要约或承诺的可信任度。这三种义务，是三种和人们的生存具有最休戚相关性的社会关系，其对“信”的要求也最高。何以？极而言之，从根本上说，假如经过 人这个信息转换器之后，如果，连信息的真实性都不复存在，那么无论什么，都将 会在意识中失去存在的意义。这就犹如等同于，在地球上突然发生了爱因斯坦广义 相对论中光线可以弯曲一样的事件，一切都将要重新给予定义。问题的严重性，也 即在这里。

不容违碍，在当前，“信用危机”已是成了被朝野关注的一件涉及全社会正常运 行的大事情。它所产生的“异化”力量，已给社会文明的发展，笼罩上了一片不小 的阴影。如果一个社会，连最普通的“信用”都已成了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并竟然 已到了须要由主流传媒来作社会舆论的向导，并要由当局来干预和大声疾呼的地步 时，全社会道德的水准，已处于何等地步，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有学者尖锐地 指出：“为了某种利益，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有意的伪装或刻意包装的诺言， 和大行其市的假冒伪劣产品一样，如今已经见多不怪，那都是一株株表面再漂亮不 过的毒罂粟，毒害着人们的心灵，污染着周围的空气。古代仁人志士那种‘三杯壮 然诺，五缶倒为轻’的一诺千金的传统，如同脱衣舞一样，已变成为轻飘飘的衣服， 被我们随手脱掉，抛弃在遗忘的风中。”这段令人揪心的文学描述，可以说是对时下 “信用”之世风的真实描绘。然而，这事实上并不新鲜，这只不过是道德“历史”在 “金本位”上反映出来的又一种时代表现形式。

大家知道，井然有序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性展现，而“排队”就是一种最显著的 守信标志。当许多人亲历过那种“强者”蛮横地插入人们久已排着的队列时，都会 不由得鄙夷三分；而当那些时髦的半老徐娘或五大三粗的村妇们，也款款而入，挺 着肚子硬梆梆要往里塞时，又会感到一种无名的恶心和深深的可怜。然而相比之下， 人们更应该看到对“信用”的不遵守，则是对社会规则所规定的顺序和秩序的最大 的强暴和蹂躏。这种情形的泛滥，可以危及每一个人的生存，并使人的尊严扫地。它 所包含的对公众的无端蔑视和作俑者本身人格的丑陋，已成为了人类信誉、体面的 奇耻大辱，并严重地污染着我们生存的环境。

如果从意识的层面来衡量，“信用危机”的发生，其实也不过是一种“信念危 机”的反映。“信近于义。”固然，有的人本来就是一具从来就没有过“信仰”的躯 体，除了金钱和权利这些物化的符号，他们并不具备精神。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只 有自己和一些一时半会还尚可资利用的人。可惜的是，惟物化形式的利益的满足并 不是信仰，而只是任何一种脊椎动物都具有的本能。照此下去，此种物质和人的价 值精神的严重背离形态所产生的“异化”，势必有一天又会惩罚到我们当中的每一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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