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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儒家认为，“勇”是为正义而断然为之之行为。传统上，剑道也把“勇”严格地 定义在“正义”这一道德范畴前提之下，并将此等人物称之为“义士”。他们信奉“勇 就是去做正义的事情”，而在形式上，则表现为甘冒各种各样的危险，豁出一条命， 冲向鬼门关的气势。由上而知，这种勇敢精神和不要命的蛮夫及以杀戳为习的法国
职业雇佣军的“勇敢”是大相径庭的。相反，在古代武士眼里，那种为了不值得死 的事而死，均被鄙视为“犬死”，即象那种野狗或丧家犬一样死的结局。
与以上相同的概念，可见如柏拉图所言：“勇者能够辩别应当害怕的事物和不 应当害怕的事物。”有不少人认为武士之道，就是一味地不怕死，视死如归，顽冥 不化地轻生重死。其实，远并不是如此，这只是他们自认为已明确什么时候该去 死，什么时候不该去死而已。德川幕府时的一代大明德川光国，曾言道：“跑上疆 场阵亡，这非常容易，任何下贱的鄙夫也能做到。但是只有该活时活，该死时死， 才能说是勇。”这样看来，盲目的无所畏惧，并不是真正的勇敢；只有在明知道危 险的情况下，还去行事的人，才是无畏的勇士。所以，有怕才有不怕，这才是勇敢 者的心灵。
勇猛固然会有天赋强焊好斗的很大因素，不过，如此而已顶多也只能达到蛮勇 或焊勇。科学的遗传研究表明，作为地域分布的群体遗传，在种群性格和心理因素 上与此有很强的相关性。在世界上，大家都了解，有几个强焊善战的地域，一提起 蒙古人、斯巴达人、廓尔喀人、哥萨克人、条顿民族、高加索人、日本的萨幕部族、 阿富汗民族和印度的锡克族，则概无例外地会令我们肃然起敬。那些民族曾以其顽 强和剽焊闻著于世，产生过一代又一代无数勇敢的人。在中国，这种分布也大体可 确定在黄河流域和西南、闽粤、东瓯、湘水地区。然而，即使在小流域内，焊蛮的 特性差异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民风强焊散及乡里。可是，真正的“勇”却来自于“义 勇”。当一个人明白了必须要因其牺性而可取得正义的时候，再懦弱的人，也会变成 为一名勇猛的战士。为此，一旦下定决心赴汤蹈火后，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赴义而 去。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这样的英勇人物，他们的气壮山河、大义凛然的精神， 千古流芳，万世长存，可以无与伦比地与其它任何民族的英雄们相媲美。
对“勇”的崇拜中，最需要警惕的，是替不正义为雄。出于人的战斗本能和血 性，这种勇往往又和兽性相混，是一种没有人性的野蛮和不开化的凶猛。其中最大 之悲剧的，要数那种自以为是在为“义”而“圣战”，而实际上却是在从事“受人驱 使”，替一场罪恶的战争去卖命。当然，这不能称得上是勇，而只能是毫无价值的 “犬死”。这种错误所酿成的大小悲剧，已不知上演了多少出，历史的无情裁判和沉 痛的教训，也早可足以让一些善良的人们，从中得到深沉的反省。
现在，值得豁命相拼的机会已经很少了，在法制社会中，大量的“勇”体现在 在困难面前，在挫折面前，在未知领域面前，在责任和重大的决策面前，是行动还 是畏缩，抑还是逃避。这些，都反映了一种“勇”的现实存在的道德精神。
依目前而论，“勇”的现实意义，就是对待生活和工作敢作敢为，敢作敢当，永 不言败，永不服输和坚钿不拔的负责精神。由是，剑道道德在传统上，也将谎言和 循辞都看成是“卑怯”，也即胆小鬼的行为。在剑道修炼中，要是有人畏难退却，或 不敢承认自己的过错，循词推卸责任，那是会被人非常鄙夷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剑道场震天的喊声中却往往又充满了平静和安宁。在刚勇、威 猛的拼斗中，却可以发现学员们的内心依然宁静得像一汪清沏的水泉。对此，可领受一下新渡户稻造的精彩的文笔，在这样的描述面前，似乎其他任何力作，都是多 余的累赘。他说：“勇气寓于人的灵魂的姿态，表现为平静，即内心的沉着。平静是 处于静止状态的勇气。敢作敢为的行为是勇气的动态表现，而平静则是它的静态表 露。真正勇敢的人经常是沉着的。它决不会被惊愕所袭击，没有任何事情能扰乱他 的精神的平衡。在激烈的战斗中，他冷静自若；在大变革中他也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地震不能撼动他，他对暴风雨报之一笑。这是面对危险或死亡的威胁也不失去沉着 的人。比如，在大难临头时吟诗诵句，在面临死亡时伴唱和歌的人。象这样的人我 们赞叹他是真正伟大的人物，他们的笔迹或声音从容不迫，与平时毫无两样，就是 其心胸宽广的不容置疑的证据，我们称之为绰绰有余。这是毫无顾虑、杂念、还有 可容纳的更多东西的余地的心胸。” ®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广为传诵的一段古训：苟匹夫见辱， 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 而不怒，泰山崩于面前而不变色，此，方得为真勇士。®历史上，我们的民族曾经经 历过“文革”的残酷洗礼，但那种对精神和肉体的长期摧残，并没有使得一个民族 沉沦。在后期，人民显示出了异常的勇敢无畏和沉静，而那些从牛棚里，从流放地 挺着腰干走过来的人和以死抗争的人，都可称得上是民族的一代勇士，可以毫无愧 色地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③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英雄崇拜”不管任何时候，对 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组成民族史诗的主旋律。它的存在，表现了一个民族奋 斗的壮丽、团结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假如淡漠或失去这种对英雄的崇拜精神所产生 的依托，就意味着一个民族已走近了一段历史的混沌时期；意味着人们对社会公共 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衰竭。
在我们年少时，不屈不挠、坚忍不拔、勇于牺牲、刚毅无畏、正直坚定，追求 真理，曾成为多少少年儿郎心目中的偶象（现在却是影视“名星”、性感影帝、韩国 港台歌星、靓女、帅哥、大款、富婆，或者富婆兼明星，还有“教父”、“生鱼片”、 “粉丝”、“奧托曼”等等，五花八门）。那时，卓娅、保尔、黄继光、董存瑞曾鼓舞 着整整二代人的心灵。而英雄气概万分的项羽，一曲“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 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曾令多少热血书生为之感叹，神往 神驰；与此，李清照“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千古绝句，则又是代表了多少人的由衷的赞叹！不但如此，那种对悲剧英雄的崇拜，还往往压倒了对功成大业的 英雄们的膜拜和尊敬。这更是反映了一代青年的对“英雄”的向往，以及一种非功 利的价值体系。诚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后期，这种崇拜，难以避免 地会掺杂一些理想主义的成份和惟美的超自然色彩，但是，其积极的以民族的希望 和国家为责任的生活之原则和献身精神，却是至今都令这一代人为之骄傲的回忆。 这种偶象崇拜现象之更深刻的意义，还强烈地表示出了，当时的中国青年已一扫“成 者为王，败者为寇”，以胜负论英雄的传统历史英雄观模式，而开始与西方和古希腊 传统上关于英雄的观念精神融合成一体。
《武士道》第27页“补注”。
此语原出自《留侯论》，北宋苏轼著。其后句为：“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 甚远也。”当时所传之文，稍有讹误。
⑤见198彳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第（23)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 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 逝者如斯夫！可惜，现在的孩子们，又有多少人会知道这一切，并记住这些曾为他们今 天的自由和幸福而牺牲掉生命的人呢？
早在二十世纪第一年，一个日本学士院委员、农业学家就说过：“在一个流行着动 辄以阴谋诡计为战术，以弄虚作假为战略的时代，一种率直而勇敢正直的男子汉美德， 是闪烁着最大光辉的一块钻石，受到人们的最高赞誉。”其实，不但如此，而且直到现 今，在事隔100年后，我们仍可看到这种“英勇”所发出的熠熠闪光的人格精神和智 慧，依然还是人类社会中最为伟大的一种精神生命。这种理想王国的不朽的魅力所在， 即使就我们现代的人的内心世界而言，无一还不可以不说是一座魂系梦萦的美丽的伊 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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