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仁

“仁”为儒家思想之本，其蕴含的人之理性与道德“合二为一”的精神，代表了 这一学说的至高境界，并以此成为儒家道德的发祥之源。

“仁”由“人”和“二”构成会意文字，其意起于《易》说，盖为人具二仪之德 者为“仁”。因此，在中国古代道德中，凡“爱、慈、厚、人、义、政、者”皆以“仁” 加以限制和修饰，方成大德。“仁”之自然本象，原系果实之核心，其形“一分为二”， 虽然柔软、弱顺，而孕生万物无穷。是故，大唐《圣教序》于佛乘入中国之初，着 正佛、儒之名份，书以首者，即为“盖闻二仪，有像显履载，以合生四时无形，潜 寒暑以化物。是以窥天鉴地，庸愚皆识。”上以此“中华之无质，寻印度之真文”教 化天下，仰道而知遵，济万品典仰于世，资善而成善，及乎人伦。是谓仁矣。

“仁”接近于基督教的教义——“爱”，这是对一种无须回报的道德义务的承担； 在佛学上它又与“慈”相类似。面对耿直的道义和严厉的正义，“仁”以充满了母爱 和宽容的胸怀，在道德体系中作为一种“互补”而出现。它以爱心、爱情、同情、真 诚和怜悯，自古就被当作是最高贵的人类的美德。

在孔子道德学说中，“仁”的主要内容是“克己复礼为仁”，强调“仁者爱人”。为 达此境界，他倡导，在平日的行为中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这种思想，简要地说，就是“推己及人”。但是，要注意的是中华文化 的“仁爱”，并未达到基督教义中的那种广义上的，出于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积极 作为的爱心。由于基督教宣扬的是“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是, 大家都是属于一个大家庭内的兄妹。而儒家基于的初始，是维护一种既定的封建阶级 层次，且万世一系，永恒不变。因而作为一种“政教合一”的统治之“术”，其规则成立的前提，是“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占有上的差别。所以，儒家道德的爱在实 践中，也只能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的、不侵害他人的自律，而在形式上则也仅停留 ，在自上而下的“慈”和平行成份的“恻隐之心”以内。这一思想，后来被全盘吸收为 日本民族的“仁”，并在传统的剑道精神上得到了完美的发挥。

上述道德原理，对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现象，曾产生过至为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孟子后来继承了“仁学”，他进一步提出：“仁，人心也。”即是指“不忍人之心”。 究其终极的目的，还是欲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未之有也”，以使天下心服而王， 并非真的是为了爱。这一重要思想见诸于政治，就发展成了“不忍人”的“仁政”。 政治上的“仁慈之政”，在缓和阶级矛盾，平衡各阶级利益，维护国家稳定，反对暴 政，争取民心的统治中，曾起到过很大的效能。虽然在日本社会，他们尽量贬低“仁 政”中的君权观念，推行“明君无为予上”，为了国家的统一，皇上只扮演一个趋然 于社会之上的仲裁者和神的后代；但其中以“仁爱”精神的名义囊括下的治国策略 和恻隐之心，仍然在国民的道德观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受此影响，剑道道德推崇“最刚毅的人是最温柔的人，仁爱的人是勇敢的人”。 然而，由于哲学上的贫困，他们又习惯于把这种对人之“爱”，残酷地深深掩藏在内 心，从不轻易表露于行为。因而，武士常常将在发生各种道德冲突时所难于表示的 “爱”，转而表露在和歌和徘句之中，让痛苦来消化自己内心的感情。而作为一种“面 具”，武士的对属下之爱，却往往又是以一种近乎变态的折磨和严厉形式来加以实 现。惟其如此，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所谓“武士之情”，才成为曾在长时期中打动该国 国民的高尚情操的美丽画卷。在中国，这一形式也可偶见之于旧时“戏班子”、“杂 技”和拜师练武及北方人特有的带徒传艺的过程，其意义也如同于父亲之情的苛求 和严厉。

这使人想起一件往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从各地新调建成立的中国女排，交 由在日本一手训练出世界一流冠军“纺织女排”的教练，大松博文秘密集训。其 残酷的课程和严格无比的训练及铁7般的纪律，把女孩子每天都弄得满地乱滚、伤 痕累累、混身散架，个个扒在地上泪流满面，还随时要当众遭到大声的斥责。起初， 女排姑娘们都恨恨地背后把他称为“魔鬼教练”。后来，他们打熬不过，状告到周恩 来那里。大松博文回答说：这些都是我的女儿，我是她们的父亲，那有女儿学不好， 做父亲的不能打一下她们的事？周总理乐了，除了告诉他，在中国打孩子是“犯法 的”，还对他的训练方式给予了十分的尊重和鼓励。大松极受感动，从此以后，再也 不用排球打女孩子了，但艰苦的训练依然毫不减退。事隔没多久，中国女排迅速成 长起来，为今后在国际排坛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数年后最终拿下五连冠，成为 了世界女排坛霸主。女排姑娘们由此也与大松博文夫妻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一段 佳话，在中国以前的体育界享誉盛名，人人皆知。从中，也可以典型地反映出日本 民族对于“仁爱”的理解和习俗。

同样的事情，也常不时发生在韩国人身上。他们的教练，对足球队员可以罚站， 拿大顶；盛怒之下，队员因犯错而跑它五圈，吃耳光，踢两脚，也并不稀罕。在那 种教与学的关系中，教练老的是父亲，年轻的是大哥。你不吃这套，就请走人。决 没有二话可言。说远了，我们的足球上不去，老是犯“恐韩症”，可能就是因为平日 不怕教练、不怕挂牌、不怕球迷而感染上的一种绿茵美尼尔氏综合反应。当然，我 们历来反对“体罚”，问题是在于反对完体罚以后，我们还能从人家身上汲取到什么 积极的东西？这才是消除沉疴的真正的所在。

有所区别的是，在日本古代武士之道中，对“仁”的含义与儒家传统略有不同， 当它经常施用于其之下的阶级之时，只是一种近乎人道上的居高而下的施舍的爱心。

以诞生顽强、坚毅的武士而著称于世的仙台领地的藩主伊达政宗，曾直率地敬 告过手下：“过于义则固，过于仁则儒。”因之，与基督教的“爱”大不相同的是，就 武士而言，“仁爱”并非是纯感情的反映，而是有条件地考虑到了正义和道义的“爱”。 因为武士的地位所包含着的这种仁爱，是强者给予弱者的爱，横跨于他们之间的阶 级，是不可更易的先决条件。所以在古代的日本，“仁”主要以两种形态分别施行于 贵族、武士与平民之间。其中的“仁政”姿态，即武士蚩族的仁政，在道义上，这 是被誉为是受制于德中之王“礼”的属性所约束的德行。其目的是为了保民敬天，以 求政通人和。而在下层武士之间和平民互相之间的德行中，“仁”则以“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良知而通行，也即“恻隐之心，义之端也”。

此种对“爱”的极大差异，根植于欧洲文明和中华文化圈的区别，其中最具有 代表性的要堪称为英国。那里的先人，来自于欧洲大陆挣脱了强权专制的先驱者， 又笼罩在宗教改革的前后时代，古希腊文明宜于在这一块多民族杂住的岛国上发展 壮大，因而其最终成长为高度发展的独立人格社会，并且反过来影响了整个欧洲大 陆。东亚的中国文化圈社会，是建立在单个的小块土地耕作的基础之上，以个人的 人身依存于社会的联盟，归根结底，是依附于一个泱泱硕大的封建国家的庇护。“天 下之大，莫非皇土”，其民皆为子民，民为贵了，但仍不失社稷为重，一言以形式蔽 之，先有国，再有家，“无国则无家，因成国家”。这和先有自由人，而后形成一些 共存的规则，再由全体市民组成一个国家，并选派一些人来行施这些规则，保护公 民和管理公共事务的古希腊城邦国家概念，是完全相反的。因此“仁爱”之心，在 传至日本后就主要表现为皇权居中的政治上的幕府仁政和道德上的武士对平民及平 民之间的恻隐之心。

在皇权从政治上退出，武士制消灭之后，已进入现代社会的剑道，继承和保持了 “仁”的“推己及人”的道德观念，“仁”已经蜕化成了“爱”：爱国家、爱人民、爱民 族、爱和平、爱人类。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爱”从习俗上，至少表现为一种对陌路 人都会抱有的最为普通的“亲切感”和友好感。现在，由“仁”扩大而演绎出的美德: 宽容、自尊、爱环境、克己、守纪律及尊重妇女，帮助儿童、老人和弱者的道德风尚， 在日本的各种生活和职业范围内已广为遵守；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对社会公德的遵行, 也已蔚然成为习惯。

在谈论日本国民道德之“仁”的精神时，当然谁也不会忘记自十九世纪末以来 日本国在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及南洋大地上所做的大量杀戳、劫掠和种种卑鄙无耻的罪行。但正如历史上，在很多国家所发生过的许多血腥的侵略战争及惨绝人寰的 历史事件一样，国民道德的约束，与国家之间战争的残酷性及诸多阶级的、宗教的、 民族的、政治的血与火的冲突，存在着复杂的耦合关系。从历史上看，自近代以来 发生过那么多的侵略战争，而能站出来，沉痛地面对全世界，承认并反思自己的侵 略行为的政府，目前还只有德国一家。依此，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民 族和一些多么伟大的人民。

现在，历史上的战争已经过去了，而各种文明和道德并未消灭，它还在继续向 前发展着。如果从这一点上来看待道德的历史，我们会痛苦地发现那种在人类的进 化中所再现出来的野性和人性的两个侧面的共存。以历史哲学的视野来正视这一现 象，会不难得出，以往人类文明精神的每一次大的飞跃，也就是从对战争这个怪物 的否定之中产生出来的。尽管放眼当今的世界，“爱”并非离我们很近，殖民主义制 度的翻版，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威胁人类和平的最大的“基地”，在本土“安 全”的幌子下进行的超国家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和早已臭不可闻的“文明”输出，还 在肆无忌惮地干涉别国的内政主权，分裂世界的和平秩序。

然而，生活还在继续，人类前进的历史潮流决不会倒退。面对着人类面临的新 的考验，对此的认识，或许2004年10月在京召开的“中日韩和平发展与安全保障 高层会议”的一些成果，可资对这一问题的参考。其中，（韩）东北亚共同体研究院 院长、韩国前驻华大使权丙铉的思想，应该说值得深虑。他说：“我认为处理‘历史 问题’应采取‘冻结’的方式，不要出于政治目的而利用‘历史问题’。‘冻结’不 是消除。历史无法忘记，也不应当忘记，但不应该让那些过去的事情阻碍我们未来 的合作。”“我们要看过去，但我们更要注重未来。”他强调：“历史是无法改写的， 但是，在学习历史的同时，我们更要注意未来的新课题。”

中国政府的立场也一贯而且坚定地认为：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就是既 要继承两国友好往来的传统，又要汲取侵略战争的教训。不是要重新算旧帐，民众 相互之间感情恶化的倾向，值得双方重视；为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历史不应成为 包袱，而应是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动力。为此要重新提升民间友好的温度，增 进新形势下的相互了解，力求通过民间友好再次推动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若正视现实，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平均GDP还是很低，社会结构和经济 结构性仍然存在着诸多困境，世界局势的发展，又迫使我们需要迅速强大起来。而 今天的日本，依然还是一个经济发达的蕞尔小国，中国却已开始呈现大国新兴之态 势。在这样的时刻，双方应该有着许多的共同利益。当然对上届日本政府的一些外 交政策，我们应该批判，但作为一个几千年来与之一衣带水的民族，现在必与之展 开的竞争和合作及应对之道，却不得不说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当务之急和地域政治现

实。在开放的经济世界中，地区利益、民生和贸易毕竟是社会的永恒的主题和事关 国民之生计的“中心”。况且，在国际关系中，现实的国家关系和历史上遗留的国家 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利害概念。我们可以看到，自古，就有求同存异、和平共 处的道理，和则俱利，斗则俱损；以邻为壑，决无好处可得；为霸权之走卒，也必 蹈历史之复辙。

自世界之大倡，顺历史之潮流，当然是最大的大仁大义。说到底，国家的兴旺， 自己的强大，才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 自“庚子之乱”、“甲午战争” “南联盟之战”和去年伊战以后，这已是世人皆知的常 理。在我们牢记历史的同时，对此，若以哲学上的思维能做出一种形式上的抽象的 话，那么，可以得出一个纯形象的命题：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民族，迄今为止，有 的民族是生活在未来，而有的民族是生活在过去，还有的民族是生活在现在。这些 不同的文化视觉方向，所展示的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由此，也就决定了 该民族，在走向未来的进程中的起点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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