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把火药用于兵器制造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标志。 在火药发明以前，战争使用的兵器称为冷兵器；火药发明以后，特别是火药 开始使用于战争以后，就出现了火药制作的兵器，就是火器。此后的战争一 般是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在中国古代，冷兵器与火器的分水岭是在北宋时 代。同时，我们也根据材质的不同，把冷兵器的发展区分为三个阶段——石 质兵器阶段、青铜兵器阶段和钢铁兵器阶段。这样，我们把中国古代兵器的 发展历程大致分成四个阶段。

史前时期的石质兵器

这里所说的“史前时期”，从考古学来讲叫石器时代，我们称这个阶段是 石器时代的兵器。

石器时代的战争是原始的战争。石器时代的兵器也是很原始的兵器。这 些所谓“兵器”原来都是作为生产工具用的。由于生存竞争或血族仇杀，氏 族或部落之间常会发生冲突。到了氏族之间发生激烈的矛盾，需要武力来解 决的时候，这些有锋刃的生产工具就被用来杀人，这也就是兵器的萌芽。这 种杀人工具与生产工具不分的状况，在史前阶段曾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

在距今大约6000 ~ 7000年以 前，黄河流域的一些文明遗址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石斧、石刀、石锄、石镑、石镰、石链、骨耜 (古代耕田用的农具）、穿孔斧和多 孔石斧等生产工具。同时，这些遗 址的先民们已经聚居于一处，形成 了相对的聚落。说明这一时期部落 和部落联盟开始形成。这种社会组 新石器时代的石钺

织形式，已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会组织形式不同。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有时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会因为争夺水 源、草地和婚姻掠夺等纠纷，进而引起武力冲突。在武力冲突中，原始人类 就会拿起手边用于生产的石斧、石刀、石镰等工具进行厮杀。于是过去单纯 用于生产劳动和防备野兽伤害的工具，便被当做厮杀的工具使用了。

到了 5000多年前，有些氏族部落开始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 渡。这一时期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的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 提升，私人占有财产的数量逐渐增多，部落之间的武力冲突开始带有掠夺财 富的性质。而且武力冲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最终发展成部落之间的战争。

在这些战争中，单纯地利用带 有锋刃的生产工具，已经不能 满足作战的需要，于是就出现 了专门制作的武器。这些武 器，都是当时的人们利用石、 骨、竹、木等原始材料，仿照 动物的角、爪、喙的形状制成 的。这些武器尽管仍然很原 始，但比天然或简单加工刮削ZHONG GUO GU DAI BING QI 而成的石器和原本用于生产的具，其杀伤力要大得多。

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盛行，促进了原始社会的解体，部落联盟开始 向国家过渡，部落联盟之间不断发生激烈而残酷的原始战争。这一过程大约 发生在原始社会晚期，约公元前2000年以前^关于这一时期进行的部落战争 和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在我国古代典籍所记载的神话传说中留下了一些可供 探寻的线索。其中提到最多的是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后来炎黄两族之间 又因利害冲突而在阪泉进行三次大战。此后还有尧、舜、禹同三苗之间的部 落战争。据说在这些战争中，各方都曾创制过一些专用于作战的武器。

例如现已失传、又经后人辑录的《世本•作篇》就把弓和矢的发明权归 到了黄帝的大臣挥和夷牟名下；《管子•地数篇》则称矛、戟、芮戈（一种短 戈）是蚩尤发明的。《越绝书•记宝剑》还有神农氏、赫普氏“以石为兵”， 黄帝“以玉为兵”的说法。

这些传说和记载虽然带有强烈的神话色彩，但也大体上反映了石制兵器 初创时期的概况。近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锋刃器和工具，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较高的 打击、切割、砥磨、雕琢、钻孔等制作技术，最终能琢磨成较锋利的石质工 具；同时也提高了例用石质工具加工木器、骨器的技术，这些技术都为制作 石质兵器提供了重要条件。

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些实物也进一步证明，我国先民确实已经在很早的 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专门的兵器。而这些实物所处的年代与传说中三皇五帝 的年代大致吻合。

这一时期，已经由生产工具转化成的兵器主要有：用于远射的木质或竹 制的单体弓和装有石质或骨、角、蚌质箭镞的箭；用于扎刺的石矛或骨矛； 用于劈砍的石斧、石钺；用于砸击的大木棒和石锤；用于勾砍的石戈；石质 或骨、角质的匕首，等等。此外，可能还使用了原始的木弩，以及可以抛发石弹的“飞石索”等。同时，为抗御敌方进攻性兵器的杀伤，已经使用了原 始的防护装具，主要有竹、木或皮革制造的盾，以及用藤或皮革制造的原始 甲、育。

比如人类最古老的狩猎工具——弓箭，至少出现于距今2万年前。在中 国通过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远古人类已经制成了石质的箭头， 这在古代就叫镞₄山西朔州峙峪文化遗址发现的石镞距今大概25000 ~28000 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当然，发现了这样一个狩猎工具，还不能说明 这些箭镞真正能用来杀人。

考古学上发现的真正用来伤人的工具是更晚一些时候——距今约5600年 的新石器时代的材料。比如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的一座墓葬中，有一位 缺头的成年男子，双膝间随葬了成束的骨镞。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出现 了一些空墓，但在相当于腰部的位置放置了石斧。这些人很显然是由于非正 常死亡因而无法全身下葬。推断这种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由于部族之间的武 装斗争而导致的。这也可以间接证明，陪葬的这些带有锋刃的工具同时也是 他们生前使用的兵器。更加直接的证据是，在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发现了一 个墓葬，里边有一个死者，被一枚骨镞射中腿骨，镞头嵌人股骨深达2. 7厘 米，并在此之后死亡，骨镞也嵌在他身体中一并人葬。这一材料说明，在新 石器时代的后期，弓箭确实是用来伤人的，也就是说它真正从生产的狩猎的 工具转化成兵器了。云南元谋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死者，有的还保持着被捆 绑的姿势，他们都曾被乱箭射中，有的尸骨中还嵌有十余枚石镞。同类型的 考古材料在山西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所发现。

石斧在石器时代是常见的生产工具，特别是对于男子而言。大汶口文化 遗址的男子墓里边通常都放有石斧，说明它是非常最重要的。石斧也是较早 变成格斗用的兵器之一。但石斧的刃部比较厚，用于伤人并不理想。于是人 们对石斧进行了改造，选择特别坚硬的石料，而且把刃磨得很薄很长，甚至 有时候刃的两尖都已经翘起来，这就形成了后来所说的钺。

在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一个玉钺，上边上角有一个带着冠的神人像，底下骑一个双眼大张的怪兽；下角还刻 有一个神鸟的形象。这只玉钺两端的 刃都是上翘的。这样的玉钺，只出现 在当时身份很高的人墓葬里，说明它 既是当时已经形成的专门的兵器，也 是身份的象征。



青铜时代的兵器

人们懂得了金属的冶炼后，首先开始大量冶炼的是青铜。这时候兵器的 主要材质就开始变成了青铜的。我们称这个时期的兵器为青铜器时代的兵器。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已出现了青铜器，如在甘肃省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 中就出土了一把距今5000年左右的青铜小刀。但这一时期青铜的使用并不普 遍。大约在夏朝，中国全面进人青铜器时代。到了夏末商初时，青铜兵器的 铸造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平。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青铜戈、镞 等就属于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实物。从夏代开始，历经商、西周、春秋到战国 时期，中国的青铜时代共延续约2000年。

到了商代，奴隶制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 军事力量。可以说，这一时期青铜兵器有了极大的发展。青铜兵器的产量扩 大，质量提高，战争能效也得以了大幅度的改进和提升。

青铜兵器发展的基础，是商代青铜冶炼技术的高度发达。这一阶段的青 铜冶铸工艺已经超越了由矿石混合冶铸的低级阶段，发展到以纯铜、锡和铅 按比例冶铸青铜的较高水平。位于河南安阳小屯东南的商朝晚期铸铜遗址， 经发掘，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说明生产规模很大；在安阳殷墟的妇好墓中 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及其他用品达460多件，总重量1625千克，反映出当 时青铜冶铸的规模。周代青铜器生产规模更加扩大，到战国中期，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和产品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铜器总重约达 10吨，超出殷墟妇好墓出土铜器总重的5 ~6倍。

人们在这一时期还不断总结冶铸技术经验。成书于东周时期的《考工记》 中的“六齐”（即“剂”，配方），记载了冶铸各种青铜器物的不同合金成分 的配比，其中有一半是关于各类兵器的。当时的人们用这种配方指导实际生 产，能够保持兵器的质量和生产的稳定性，促进了军队装备的规范化，也促 进了兵器性能的提升。

此外，《考工记》中还有“冶氏”、“桃氏”、“函人”、“庐人”、“弓人” 等工种名称，并详细描述了他们的职责以及技术操作规程。其中对包括制造 兵器所用材料的选择、尺寸大小、形制规格、构造式样和操作规程等，都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说明春秋时期制造的兵器，已经向标 准化和制式化的方向迈出了最早的一步。因此可以说，《考工记》是我国 2500多年前兵器制造工艺的创造性成果。

考古发掘的大量实物也说明，当时制造的许多青铜兵器，与《考工记》 的工艺规定和要求是基本一致或相近的。

青铜兵器的发展，与这一时期战争的作战方式紧密相联。兵器制作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带来

了战方式的变革，而不同的作战方 式又反过来要求设计制造出与之相 适应的各种兵器。在史前时期，氏 族部落之间的争斗只是双方的武装 人群徒步作战，缺乏严密的组织和 指挥，对兵器没有特别的要求，只 要具有一般的杀伤和防护功能。青 铜时代初期，仍采用徒步搏斗，最 初的青铜兵器就是为了装备最古老 的兵种——步兵而制造的。商朝早 期，原始步兵的标准装备是柄长60

~90厘米的青铜戈以及较大的盾 牌，这一情况在周代发生了巨大变

化。由于青铜工具的发展，促进了木工加工技术的提高，木制战车的优越逐 渐体现出来，其在速度和冲击力上的表现是原始步兵所无法比拟的，原始的 徒步格斗逐步车战所取代，战车逐渐成为军队的主力。车战成为主要的作战

方式的一个重要条件，车只有在交会的时候，车上甲士才适于交手。由于较长的兵器在交会战时占 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在以车战为主的商周时期，长柄（3米以上）的青铜 戈、戟和矛就成为车战的主要兵器，并且随着车战的发展而不断得以改进。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工匠们还创制了复合剑。这种复合剑的制 造技术很巧妙，剑的脊部和刃部是用含锡量不同的青铜，分两次铸成的。其 方法是先铸造剑柄和剑脊，后铸造剑刃，再将剑刃同剑脊的榫部结合成剑体。 经过考古工作者用科学方法对这种剑进行测定，其脊部含锡量为10%，含锡 量低，韧性较大，不易折断，利于长久使用；刃部含锡量为20%，含锡量较 高，坚而利，便于刺击。这种脊部坚韧、刃部锋利、刚柔相济的复合剑，是 青铜兵器制造技术提髙的重要标志。

当然，在战国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青铜兵器并没有马上全部退出历 史舞台，而是与钢铁兵器有一段较长时间并用的阶段。



钢铁兵器时代

早在商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从太空陨落到地球上的陨铁，并利用 陨铁铸造铜铁复合兵器。其铸造方法是先用陨铁锻打而成某一特殊部分，尔 后再与用青铜制的主体部分合在一起浇铸而成。如河北省藁城市曾经出土过 一件铁刃铜钺，河南省浚县出土过铁刃铜钺、铁援铜戈等。它们的出土，说 明我们的祖先在公元前14世纪~前12世纪，已经能够对陨铁和青铜采用不 同的热加工工艺制成兵器了。

在两周晚期，即公元前8世纪，我国已经出现人造的铁器。河南三门峡 市上村岭出土的一把玉柄铁剑是这一时期铁质兵器的代表。到春秋末战国初， 铁器已被推广应用于农业、手工业和兵器制造业等部门中。到了战国中期，各诸侯国均已设有冶铁基地，并委任专门的 官员进行管理。，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 负责主持冶铁和铸造的各级官员有“工师”、 “冶尹”等名称。专门化管理和分工协作保 证了冶铁业的发展。而随着冶铁业的发展， 钢铁兵器的冶铸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于是战国后期各诸侯国便大量制造钢铁兵 器，使之成为军队的主要装备。文献记载和 出土实物证明，当时南方的楚国、北方的燕 国和中原地区的韩、魏、赵等国，都已使用 铁剑、铁矛、铁戟和铁片兜鍪等兵器和装具 了。比如河北省易县武阳台村的战国后期燕 国都城遗址中，就曾经出土过79件铁器， 其中包括矛、戟、刀、剑、匕首等兵器。有 五件经过考古工作者的检测，发现它们都是用块炼铁固态渗碳钢锻制而成的，是经过淬火处理后制成的高硬度钢铁兵器， 其坚韧锋利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青铜兵器。

到了秦汉时期，我国的冶铁和钢铁铸造技术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淬火、 退火、铸铁脱碳等工艺得到了普遍推广，这也进一步推动了钢铁兵器制造技 术和质量的提高。汉承秦制，一方面设置考工令专管兵器制造，另一方面又 在长安城内的长乐宫与未央宫之间，建造1500平方米的兵器库群，存放铁制 的刀、剑、矛、戟、战斧和箭簇，以及一部分青铜兵器。其中铁镞是青铜镞 的10倍左右，这种数量上的悬殊，反映了铜铁兵器的消长情况。钢铁兵器比 青铜兵器具有更好的韧性，因而更利于作战。在此期间，铁制的环首刀已经 开始使用，铁制的矛和戟，也逐渐取代青铜制的戈和戟，除了射远兵器弩还 保留着青铜弩机外，几乎所有的兵器都已有了铁制的替代用品。

自东汉至唐代，炼钢技术、百炼钢技术、灌钢技术逐渐创造和发展起来， 钢铁的质量更趋精良。优质钢铁用于制造兵器后，使钢铁兵器进入相对稳定 的发展时期，为兵器制造的标准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以骑兵为主力、步骑 配合作战方式的逐渐成熟也促进了钢铁兵器的发展。如步兵使用刀和盾，具 有攻防兼备的特点；射远的兵器有单兵使用的弓箭，也有多名士兵配合使用 的重型床弩；南北朝时的骑兵以长体双刃的马稍代替了过时的马戟；用精致 的铁铠甲代替了过时的旧铠甲。

在唐代，我国钢铁兵器获得迅速发展，并达到成熟完善。唐朝中央政府 专门设立了军器监。这一机构除了负责掌管兵器制造以外，还负责颁布兵器 制造及使用的统一标准和制式。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当时一名战斗兵 员的基本装备大致是：“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皆一。”可见单兵装 备的兵器种类齐全，用途多样，有格斗兵器、卫体兵器、射远兵器和防护装 具，具有攻防兼备、轻重结合、长短互补的特点。若全军出征，不同士兵操 纵各种兵器配合作战，可以发挥综合杀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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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的演变

兵器又称武器，是在武装斗争中直接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和破坏敌人作 战设施的器械和工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的需要，人类以往使 用的武器经历了冷兵器、热兵器的时代。古代打仗用的刀、枪等十八般兵 器都是冷兵器，而火药发明后出现的火炮、手雷等都是热兵器。而核武器 的应用，则标志着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宋代的300多年中，两宋朝廷和北方的辽、西夏、金、蒙古等各少数 民族政权之间，曾先后发生多次战争；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也几乎从 未间断。这些战争先后相衔、犬牙交错。为了夺取胜利，各方都竞相发展钢 铁冶炼业，建立庞大的兵器制造和管理系统，制造各种兵器。

 

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北宋在开封设立了南北作坊和弓弩院，并在 各州设立了作、院。其中集中了很多工匠，仅开封的弓弩院就有兵匠1024 人。他们分工细密，制造的兵器数量多。其中南北作坊每年要造弓、弩、箭 1650多万件，各州的作、院每年要造弓、弩、枪、剑、铠甲等610万件。宋 太祖赵匡胤甚至每天要对开封各作、院制造的兵器抽查一次，尔后才能送交 武库收存。南宋承袭北宋的制度，建立军器监、御前军器所等兵器管理和制 造机构。辽代的军器坊、将作监，西夏的工技院、铁工院，金朝的军器监， 蒙古的寿武库、军器库，也都是相应的兵器的制造和管理机构。

宋辽夏金时期也是钢铁兵器极为繁盛的时代。由于这一时期个个政权交 战频繁，他们所属的工匠也各自创制了种类繁多的钢铁兵器。这里要特别提 到的是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由天章阁待制（从四品顾问，无实职） 曾公亮和参知政事丁度等人编著刊印的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这部书记

载了当时北宋军队使用的各种兵器。其中有作战用的长柄刀和枪各7种，短 柄刀和剑各3种，专用于攻城、守城和教练的枪9种，其他枪2种，两用兵器 5种，斧和叉各1种，鞭铜锤等兵器12种，防护装具和甲胄共9种，弓4种， 箭7种，弓箭装具5种，弩14种，炮17种，马甲一套。基本上反映了宋代制 造和使用各种钢铁兵器的概貌。

蒙古族崛起后，也仿造中原各民族制造各种钢铁兵器。元世祖忽必烈继 承蒙古汗位后，建立了元朝，并于至元五年（1268年）在大都（今北京）设 立军器监。至大四年（1311年）又将其升格为武备寺，制造和管理兵器。此 外，大都还设立甲匠提举司、弓匠提举司、大都弓局和箭局等专业兵器制造 作坊，在各地设有军器人匠提举司、军器局、军器人匠局、甲局、弓局等作 坊，制造刀、斧、剑、床弩和抛石机等兵器。

明代时虽然钢铁兵器因火器的大量 发展而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但是在兵器 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等方面，仍有 相当大大的进展。明朝建立之初便设立 了庞大而完备的兵器制造系统由工部、内府、地方各布政司、各地驻军下辖的 兵器制造机构等共同组成，采取改善工 匠服役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政策，以促进 兵器制造业的发展。其中长柄格斗兵器 除长枪和长柄刀外，还创制了镋、钯、马叉和狼筅，短柄卫体兵器有短刀、腰 刀和剑，防护装具有各种盾牌和甲胄，射远兵器有弓箭、强弩和各种抛石机，

此外还有各种战车。自嘉靖朝以后，钢 铁兵器与火器大致各占军队装备兵器的 半壁江山，随着战争的发展，有些冷兵器已经开始遭到淘汰的命运。

努尔哈赤带领满洲崛起时使用的冷兵器有刀、斧、枪、戟、椎挺、蒙盾、 各种弓箭以及其他特种兵器和盔甲等。清军入关前后曾掀起过仿制西洋火炮 的高潮。清廷问鼎中原以后，设立了“鞍楼”，管理和制造兵器。顺治十一年 (1655年）又将其改为兵仗局。顺治十八年（1662年），又改为武备院。武备 院下设御制鸟枪处及火药库，分别制造和收藏御用枪炮及火药。到了雍正时 期，由于皇帝又重弹大清以弓马骑射取天下的老调，轻视火器的作用，大力 铸造刀、矛、弓、矢、盾牌、甲胄等冷兵器。它们虽然比前朝的冷兵器有所 改进，但是由于冷兵器是以人力和简单机械力为动力源的兵器，杀伤和摧毁 能力的提高受到很大限制，因而在化学能为动力源的火器面前便相形见绌了。



火器应用于战争

火本身很早被就用于战争。但是古代火攻作战中所用的火攻器具，都是 利用艾草、油脂、松脂等燃料和引火之物，绑附在飞禽、走兽、伪装的草人 和弓箭上，将火源送至敌阵，纵火焚烧敌人的粮草，或者冲击敌军的防线， 达到取胜的目的。由于这些火攻器具所附带的引火之物，要依靠空气中的氧 气进行燃烧，既受天气环境的影响，又会在运行中耗散火源或被风吹灭，所 以燃烧效率较低。

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中国唐代的炼丹家们在公元9世纪初发明了火药。，中 国的军队也是最早使用火药武器的军队。在北宋初期，火药开始被我国的兵 器研制者与统兵将领制成火器，用于战争，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火器与冷兵 器并用的时期。这个时期历经元、明到19世纪中叶，延续达9个世纪，其间 共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两宋时期是初级火器的创制阶段，这也是我国火器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初级火器是兵器研制者与统兵将领因袭古代的火攻技术和战术而创制的, 虽然已经在北宋初期用于作战，但是由于它们尚处在初级阶段，不仅数量品种少，而且杀伤和摧毁威力也有限，因此只不过是古代火攻技术和战术的发 展。所以当时兵器制造的重点仍然是钢铁兵器。

北宋初期的几代皇帝都很重视火器制造。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十七》 记载，至迟在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东京开封已设立了专门制造攻城 器械的广备攻城作。其下设有猛火油作、火药作、金火作等21作。各作都有 严格的操作规程。其中火药作的设立表明北宋的火药配制，已经从个体手工 业的分散操作，发展为大型作坊作业，进行批量生产的阶段，使火药兵器的 生产出现了一次飞跃。为了促进火器制造的发展，朝廷实行了奖励政策，奖 励火器研制者的创造发明。据《宋史•兵十一》等史书的记载，仅自北宋开 宝三年至咸平五年（970—1002年），先后有兵部令使冯继升、神卫水军队长 唐福、冀州团练使石普等人，向朝廷进献了火球、火药箭、火蒺藜等火器。 每次进献时，朝廷都要组织文武官员观看试验。试验成功后，都要给研制者 以重赏，并下令兵器作坊大量制造，发给京城、要邑和边关要地使用。南宋时期，宋、金和蒙古之间战争频繁，各方都力求研制新型火器，改 善自己的装备，战胜对手，因而促进了火器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竹筒火元明两代是火器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第一代金属管 形射击火器——火铳被创制出来并获得一定发展。火铳是元代火器研制者依 照南宋时期的火枪尤其是突火枪的样式和原理制成的，创制后不久，便成为 元军和元末农民起义军竞相使用的火器，其中尤以朱元璋的部队使用最多元至正十五年（ 1355年），朱元璋驻军和州（今安徽和县），准备渡江。 传说此时有一位火器研制者名焦玉，带着他研制的几十支火龙枪，献给朱元 璋。朱元璋喜出望外，当即命大将徐达组织射击试验。只见弹丸出膛，如火 龙经空，能穿透金属铠甲。朱元璋大为赞赏，答应在功成之后给予厚封。元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朱元璋率部在鄱阳湖同陈友谅率领的另一支 农民起义军决战。结果朱元璋所部用安于战船上的碗口铳，发射大型弹丸， 击碎陈友谅水军的战船，取得了胜利。明王朝建立后，由工部的铸钱机构宝 源局和兵器制造机构军器局、内府的兵仗局，专门制造手铳和碗口铳等各种 火器。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后，为了进行战争和加强国防 建设的需要。大力制造火铳。增加了数量和品种，改进了结构，使火铳得到 了充分的发展，且一直到嘉靖时期，都是明军的主要装备。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是火器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火绳 枪炮开始出现在战场上，它们与传统火器一起获得了全面发展。

我国发明的火药与创制的火器在14世纪前期经阿拉伯传人欧洲后，经过 欧洲人改进，在15世纪后期制成了用火绳点火发射的枪炮，15世纪末至16 世纪初，葡萄牙人携带这类枪炮来到印度、日本和中国沿海的一些地方。

可以说，火药传到西方以后，由于社会制度的变化，特别是和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有了极大的发展。所以当时荷兰、西班牙这些商船到 了中国，带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枪炮，明军才看到自己的落后，所以才开始 注意到这个问题，从而出现了我国第一次引进西方的枪炮的制作技术。

明嘉靖元年（1522年），明军在广东新会的西草湾，对藐视中国主权和 借口寻衅的葡萄牙舰船进行反击，缴获了三艘舰船及其舰炮。由于当时明廷 官员称葡萄牙为佛郎机国，所以就把这种舰炮称作佛郎机。佛郎机是用子炮(相当于现在的炮弹），装人母炮（即炮管）内点火发射的一种火炮，它的母 炮比火铳的身管长，安有准星和照门等瞄准装具，配有五至九个子炮，装填 弹药方便，射速快，射程远，命中精度高，杀伤威力大，很快被明廷军工部 门所仿制，用于水陆作战中。

西草湾之战

明嘉靖二年（ 1523年），隶属于葡萄牙驻印度总督的葡萄牙人麦 罗•哥丁霍（MelloCoutinho)率领援助屯门的武装船队寇犯广东新会的西 草湾。这支船队有很强的战斗力，在寇犯中国前已经“恃其巨铳利兵，劫 掠满刺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 国”。在他到达满刺加的时候，获悉屯门船队与中国关系恶化，但仍打算冒 险前行。哥丁霍于入港投锚后，急上岸求见广东地方长官，请求许其和平 贸易。但由于此前广东当局在经历了屯门之战后，已经下令不准中国人与 葡萄牙人接触，反而发布命令，要中国战船一旦遇上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 只，就将其击毁。因此广东地方长官置之不理。哥丁霍船队不得已由屯门 港退出，然已遭中国舰队追击。这是由于明朝水师求战的坚定与急切，同 时哥丁霍在是否开战上犹豫不决，在开战一开始，明军就占了上风，经过 反复较量，葡萄牙人失败。

火绳枪是明军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于东南沿海剿倭作战中缴获的 单兵枪，明军因其弯形的枪托形似鸟嘴而称为鸟铳，又称鸟嘴铳或鸟枪。由 于鸟铳比手铳性能优越，所以明廷军工部门不久也大量制造，装备明军使用。

 

西安城墙上的古代兵器

与明军使用的手铳与碗口铳相比，火绳枪炮的最大优点在于点火发射方 式的改变。火铳是由士兵持点火之物，点燃火捻，进行发射，射速很慢。火 绳枪是用扳机夹减慢火绳燃烧的，点燃药室中的火药，将弹丸射出，可以连 扳连射而不致熄灭，因而提高了管形射击火器的发射速度。与此同时，明廷 的军器局和兵仗局，改制了明代前期的手铳、碗口铳、盏口铳、将军炮等铳 炮类火器，创制了快枪、多发铳、虎蹲炮，发展了利用火药燃气反冲力推进 的火箭类火器，提高了火球类、喷筒类、火禽火兽类等各种燃烧性火器的燃 烧效能，在革新爆炸性火球的基础上，发明了各种爆炸弹、地雷和水雷。从 而出现了我国兵器发展史上，外来火器与传统火器相促相长、并驾发展的新 时期。

第四阶段是明朝末年。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一批火器研制专家，开始了 对西洋大炮的引进、仿制和使用。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聚居于我国东北的建州女真族迅速崛起，其杰出首领努尔哈赤，以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并举的策略，迅速统一了女真各部， 并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建元天命，自称金国汗，以 赫图阿拉为都城，屯田积粮，积极备战，伺机攻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努尔哈赤以明廷杀其父、祖和援助其对手叶赫部等“七大恨”为借口， 兴师攻明，于次年三、四月间，以其所率部众六万余人，在萨尔浒（今辽宁 抚顺东）大败辽东经略杨镐所率领的11万明军。之后，后金军以凌厉的攻 势，突破关外明军的防线，至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军已占领明朝关外 70余城，兵锋直逼山海关。在努尔哈赤步步进逼，关外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 下，明朝廷中许多高级文武官员，都力排阉党阻挠，纷纷献计献策，为抵御 后金军的进攻而尽职尽力。其中以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张焘、焦勖为 代表的科学家与火器研制专家，为引进、研制与使用西洋大炮（明朝称红夷 炮，清朝改称红衣炮），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明朝末期火器技术发生转折性 变革的军事技术家群体。

这几位著名的火器研制家，除焦勖的活动年代稍晚和生平事迹不详外， 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和张焘，都直接和西洋大炮的引进、仿制和使用有关。他们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购买的30门西洋大炮，实际上是一年前搁浅于澳 门附近英国舰船上装备的30门舰炮，系英国在15世纪后期制造的一种加农 炮，具有身管长、威力大、射程远等优越性。《明史》的作者张廷玉在《和兰 (荷兰）传》中，把它误记为荷兰人所造。由于当时称荷兰人为“红夷”，所 以称它为“红夷炮”。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经过对传世实物和文献的考证，认 为它是从英国而不是从荷兰传来的，他们的论据比较充分可靠。明天启六年 (1626年）正月，明宁前兵备道袁崇焕，在宁远城指挥明军使用这种火炮， 打退了后金军的进攻，取得了宁远保卫战的胜利，创造了运用大型火炮进行 守城战的战术。至今人们仍称道袁崇焕的战绩及其指挥的“宁远大捷”。武艺 超群、足智多谋的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自宁远 一战被袁崇焕打败后，一直愤愤不平，咽不下这口气，结果在当年就抑郁气 愤而死。

“宁远大捷”以后，明廷更加倚重红夷炮，派徐光启等人组织工匠进行制 造。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至八月，共制造了 ⁴⁰⁰多门。崇祯五年后，明 廷聘请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主持造炮事宜，又造炮500多门。除朝廷组织工 匠制造西洋火炮外，当时一些地方的军政要员，如两广大吏王尊德、总督卢 象升、总督高起潜、总督洪承畴等人，还私人捐资制造了一部分西洋大炮， 作为抗击后金军进攻之用。

第五个阶段始于后金时期，一直延续到清康熙年间。主要内容是满族统 治阶级对火绳枪炮的仿制和使用。

“宁远大捷”以后，不但明廷继续制造红夷炮，而且后金继努尔哈赤之后的 皇太极，也想借助红衣炮提高后金军的战斗力，于是在后金天聪五年（明崇祯 四年，1631年）制成第一门红衣炮，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从此，长于 骑射，善于在野战中驰突取胜的后金军如虎添翼。他们以红衣炮为攻城略地的 利器，向明军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很快夺取了明廷在山海关外的全部领地。

崇桢十七年（丨644年），清军人关，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 族人主中原的统一政权——清朝。清朝建立以后即增设八旗炮厂、濯灵厂，制造红衣炮与火药，使红衣炮成为清军装备的系列炮种。清军入关之初，南 明政权、南方各地人民、民族英雄郑成功所部，也都制造和使用红衣炮，抗 击清军的进攻。清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史可法在扬 州以大型火炮进行守城战，击杀攻城清军数千人。闰六月，江阴典史阎应元， 以上千支鸟铳、上百门火炮，在江阴与清军相持80多天。郑成功在顺治三年 兴师反清后，曾使用大量火炮突人长江口，先后克瓜州、下镇江、逼南京， 转战江南和江北29城，清军屡受其挫。顺治十八年（]661年）初，郑成功 在率领部下渡海进攻台湾岛上的荷兰人时，曾使用200多门火炮，进行渡海 作战，并于当年三月，将荷兰殖民者逐出台湾，收复了我国的领土台湾岛， 创造了从海上进攻岛屿的用炮战术。

清康熙年间，清廷曾任用在华供职的比利时人南怀仁（ 1623—1688年）， 督造红衣炮等各种火炮，为平定三藩和收复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萨城创造了条 件。康熙十三年（1674年），清廷着手组建火器营，使清军在全国范围内， 形成了以火器营炮兵、京师八旗炮兵、各省驻防的八旗炮兵及绿营炮兵组成 的炮兵力量，具有较强的威慑作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亲率 大军，携火炮1〇〇多门，前往新疆平定噶尔丹部的叛乱。在昭莫多之战中， 清军使用冲天炮轰毁敌营，取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总计康熙一朝，共制造 大小铜炮900多门，濯灵厂每年产火药50万斤。

康熙年间，清朝曾出现过一位著名的火器研制家戴梓。戴梓字开文，钱 塘（今浙江杭州）人。戴梓生于清顺治六年（1649年），善诗画，晓天文， 通算法，熟谙火器制造。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叛乱，次年六月， 康熙命康亲王杰书率军南征，途经杭州时，25岁的戴梓从军，并向康亲王进 献了连珠火铳。之后，戴梓在作战中因功受奖，回师北京后，受到了康熙皇 帝的召见和殿试，又授予翰林院侍讲。

据清朝乾隆、嘉庆时期的著名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戴 梓所研制的连珠火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 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始需重贮”。从这一描述中 可知，扳动第一机是装填弹药，第二机随动是发射弹丸；依次再扳再射，可 连续28次，发射28弹，可见这是一种连扳连射的隧发枪。这种枪的最大优 越性在于简化了装填手续，每装填一次，可连续射击28发弹丸，提高了发射 速度。因此，这是由单装、单发向多装、单发、连射过渡的一种新式单兵枪。 可惜，这种枪在当时并未得到重视，也没有推广使用，不久便失传了。

我国古代兵器的产生

兵器，秦汉前称为兵、械、器、兵甲、兵仗、兵革等。它的起源，可 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那时，用于劳动的工具和自卫防身的武器，是分不 开的。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就已经学会制作 简单粗糙的石质工具。这当中，能从远处掷击猛兽的石球，用石器修制的 木棒，将棒头削尖而成的标枪等，就是原始人主要的狩猎工具。旧石器晚 期，人类制造工具的技能进一步提高，在木棒一端缚上加工过的不同形状 的石块，就成为石斧、石矛、标枪等复合工具。同时，创制了飞石索，发 明了原始弓箭。这些既是狩猎工具，又兼做武器。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 磨制技术和钻孔技术的进步，石器制作规模的扩大，石制工具不仅种类增 多，制工精细，且用途趋向专一。新石器中期后，出现了劳动工具用于械 斗杀人之事，表明从此时起，具有战斗性能的狩猎、捕鱼、农业工具开始 从一般的工具中分化出来，逐渐转变成兵器。

中国古代兵器概况

戴梓还仿制过一种欧式“蟠肠鸟枪％,据说当时的欧洲传教士曾经向康熙 进贡一支“蟠肠鸟枪”，以示其武器的精良。康熙即命戴梓仿制，戴梓很快仿 制成功，并以10支仿制品返赠传教士戴梓还为研制冲天炮作出了贡献，据 说康熙曾命南怀仁制造冲天炮，但时过一年，却进展缓慢。戴梓只用了八天 时间便创制成功。康熙非常高兴，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前往靶场观看射炮演 习，果然性能良好，威力较大。演试后，康熙封此炮为“威远将军”炮，命 工匠在炮身上镌刻戴梓之名，“以示其不朽”。此炮在康熙三十五年（1691 年）平定噶尔丹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乾隆时期的国子监博士金兆燕， 对“威远将军”炮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他说这种炮“子在母腹中，母送子 出，从天而下，片片碎裂，锐不可当”。

清朝前期还有些火器研制者曾有过创造发明，如江苏吴县的薄玉，对地 雷与火炮都有研究。康熙时期，武备院有一位名叫连登伍的铁匠，曾创制过 子母炮式的爆炸弹，杀伤威力甚大，康熙也曾赐名此弹为“五子夺莲”，并给 连登伍以奖励。但因后来战事减少，国内局势日趋平定，对枪炮的需要日渐 减少，制造数量也随之削减，几乎有刀枪人库之势。加上历届朝廷实行闭关 自守的政策，限制国内的火器研制，隔绝外国先进火器研制成果的传人，致 使中国火器发展受到挫折，走向低谷，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时，清军依旧使用 陈旧的火绳枪炮抵御西方侵略者，结果战败，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 我们吸取的。

如前所述，可知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成就，是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 展分不开的。中国古代先进的技术成就，如冶铸青铜合金的技术、炼钢技术 以及火药的发明等，都是首先或大量地应用于军事方面，促使中国古代兵器 不断创新，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但当西方国家经过工业化革命以后，在 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各种新技术，把中国古代发明的火器发 展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武器的时候，中国却由于当时社会发展的缓 慢导致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缓慢，使中国的兵器发展水平反而远远地落后于西 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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