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是一个动态演化的概念，它主要包括军事武术、传统武术和武术运 动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武术思想史研究具有“导游”和建立学科的重要意义， 我们只有在充分掌握与武术有关的文献材料、考古材料、口述史料的基础上结 合自身体悟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对武术思想的武德、选材、训练、修炼、用武 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并获得突破。

第一节何谓武术

“概念”是来自西方的翻译名词，在先秦时代，思想家称之为“名”， 宋代以后有的学者称之为“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这种“正名”思想要求我们在进行研究以前，应当进行统一术语、界定术语的

工作。

逻辑学理论认为“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概念是思

维的起点，是人们进行判断（命题）和推理的基本要素” “没有概念，就无法 进行思维活动”  “没有明确的概念，就不会有恰当的判断，就不会有合乎逻 辑的推理与论证”气为此，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武术概念进 行科学的限定，以便奠定起“思维的起点”，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与论证”， 以求“言顺” “事成”。

―、中国武术：一个观念的历史形成

“历史沉淀于词汇”（金观涛）、“历史知识沉淀于特定观念”（柯林伍德)， 通过对观念知识考古式的钩沉与梳理，可以使我们如同用DNA和RNA分析揭 示生物遗产密码一样抓住思想变化的痕迹。也许正因为此，近些年由思想史转 向观念史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学术趋向。武术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优秀文化遗产， 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生存方式、一张名片，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定词汇、 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武术的重要价值正是以其特有的身体语言来全面诠 释中国文化的思想精髓。本文试图穿过语言的丛林，通过对中华民族这一“名 片” “特定词汇” “文化符号”的考察，解析中国武术的文化密码，进而抓住 历史洪流中不断变迁着的武术思想。

(一）军事技术：古代武术的基本意蘊

要把握“武术”的概念，首先应当对“武”和“术”的意蕴进行分析。

由甲骨文和金文来看，“武”显然是一个“持戈而立”的象形字。陆宗达、 王宁先生认为，“这个比之实物大大简化了的形象，突出特点是足和持戈。它

是个象形字。武的本义，应当由这个构形的特点上去找” ®;武“是荷戈而行 的武士或武装进行的军队的象征。本义是泛指军事、强力等事。与‘文’相对。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对“武”的伦理性解释开始出现。

《左传》中楚子说：“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 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宋代俞谈在《周易集说》中认为“止戈为武，不以多杀为功。

但我们知道只有自己强大，才能达到“载戢干戈，载黌弓矢”的目的， 才能防止滥用武力，“不以多杀为功” 由此可见，虽然说是“止戈”，但“持 戈”之意已在其中。®也唯有如此，才能遵守“武之七德”，达到“夫武，禁暴、 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 ®的目的。

“术”《说文解字》解释为“邑中道也”，段玉裁对其作注曰：“引申为技艺”。 由此可见，武术的原始意义为手执武器搏杀格斗的方法或技巧。

从语源来看，“武术”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人颜延之的《皇太子释奠会作》， 其曰：“偃闭武术，阐扬文令。文中的“武术”与“文令”相对，指的主 要是军事技术。此后的古代中国，武术的这一基本意蕴被沿袭下来。如北宋何 去非《何博士备论》中“孙策壮武术，略过于其父，南宋叶适《杂论》中“然

则武术，之无救于国家，亦可见矣” 中的“武术”均是这个意思。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武术”连用的现象十分普遍，其示 例主要如下：

唐代“国子进士”芮挺章在《送赵大夫护边》中的“果持文武术，还继 杜当阳” ;

宋代学者石介在《送李先生谒张侯》中的“纵横文武术，难以寻常较” ;

元代学者陈基在《夷白斋稿》卷三中的“材兼文武术，慷慨谈孙武”;

清代翰林院编修查慎行在《赠青潍将谢承制》中的“君学本兼文武术， 功名不必读孙武” 。

由上述引文可见，古代的“武术”总是和“文术”相对。也许正因此，《现 代汉语词典》对“武”解释的第一项意思就是“关于军事的（跟‘文’相对）。

宋以前，火器还没有配备部队，此时所谓的“军事技术”实际上就是军 事冷兵器技术。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以弓马等军事冷兵器技术为主要 考试内容的武举制度实施。该制度一直延续到1901年，期间虽经历了武艺与 文章的轻重变奏、武举制度的废置论争、武学的兴起与更替等一系列的历史事 件。但该制度的实施为平民百姓进人仕途提供了可能，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间 习练军事冷兵器技术的热潮，促进了“武术”下移民间的步伐。就这样，武术

就是军事冷兵器技术的基本意蕴在民间、社会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另外，武举制的实施产生了大批以习练军事冷兵器为主的武生、举人和 进士。清代，甚至出现了以武举出身的韩氏家族、马氏家族。®这表明，至少 在清朝前期，以武人仕已具有了较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据统计，如果将武举 的第一名或榜首也算在武状元之列，中国武状元的总数当不少于650人，^@至 于武进士、举人、武生以及接受过武学教育的人就更多了。正是在武举制度的 受益者和武举制度的积极参与者的集体言说下，武术就是军事冷兵器技术的基 本意蕴得到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可。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于“武”“武术”的认识大抵如此，并没有对这些 词给予明确的限定，给人以宽泛和模糊的感觉。正如张岱年和程宜山先生在分 析中国重实用的思维方式时说：“中国哲学家研究哲学，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态 度，叫‘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强调哲学研究与现实生活的一致”，“注 重实用，从根本上来说并不算错，而且这种传统对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的发展 产生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中国古代重实用的传统具有过分狭隘的严重缺 点，对中国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其中“对形式逻辑的 轻视以及对理论体系的建立和逻辑论证的忽视”就是“突出表现”之一，从而 导致中国文化“不注意文字上的细微的推敲，不注重逻辑上的论证，不注意建

立形式上的条理系统” ®。正因此，我们不能以现在逻辑学的思维去强求古人， 只能抱着“同情式理解”的态度去了解古人对“武术”运用的基本思想。

(二）民间类似军事冷兵器技术：近现代武术的基本意蘊

火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北宋年间开始用于军事领域，但主要 运用在城寨的攻守上。“至少在13世纪时，我国已开始制造金属管形火器”， 这是“兵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从此，冷兵器逐渐被火器所替代而逐步 进人火器时代” ®。 -

延至明清时期，火器在部队中的配备更为普遍。朱棣在位期间，明代中 国不但大量制造火器，而且出现了由专职将军率领的火器部队——神机营，“这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制的独立枪炮部队，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从步兵中分离 出来的新兵种。至明末，“军队中使用火器的人数逐渐增多到约占一半， 到清中叶时，已超过百分之六十” ®。火器的增多、火力的加大，使军队中军 事冷兵器技术的威力大打折扣，此时古代中国以弓箭为代表的冷兵器技术一 “武术”开始大规模地向民间转移。依据现有文献，最迟在清末，下移民间的 这种军事冷兵器技术开始被人称之为“武术”。如咸丰十年（ 1860年），英 法联军入侵北京时，离圆明园不远处谢庄的冯婉贞就“自幼好武术”，且“习 无不精。随后，“武术”指下移民间军事冷兵器技术的情况经武举制的废

除、义和团的爆发以及体育救国思潮的兴起等三个重大历史事件后被进一步社 会化，形成了公认的普遍意义，成为人们思考、会话、写作、与他人沟通的工 具，并进而建立起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

武举制废除，倡导武术即军事冷兵器技术的人群退出了历史舞台 武举绝不可能提供近代战争所需要的人才。随着火器在部队中的大面积 使用，肇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主要以“射箭”等冷兵器技术为标 准选拔人才的武举制已远远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1847年，时 任兵部侍郎的曾国藩在主持武举会试内场《武经七书》考试后，照例要编发《武 会试录》。曾国藩在为《武会试录》作的序中对武举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深 刻的检讨，并对当前的武举制能否选拔出合格的人才、达到预定的目的表示了 怀疑。正是在这种怀疑声中，1866年，福州船政局成立；1867年，福州船政 学堂成立；1885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武备学堂一 北洋武备学堂。不管是海军还是陆军所需要的人才，传统的“武学”不可能培 养出来，陈腐的武举制也不可能选拔出来。为此，丨897年，荣禄、胡燏棻先 后奏请清廷抛开武举制，设立武备特科。同年，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亦上疏 提出了自己的武举改革主张：停考《武经》，考试内容由弓马技勇改为枪炮技术， 考试年龄为25岁以下。而参加考试的对象最好为武备学堂的学生或现役士兵。1898年，光绪帝诏令各省将军督抚就变通武举一事各抒己见。随后，光 绪帝“百日维新”失败，慈禧重新临朝训政，1900年义和团爆发，八国联军 人侵中国。飘摇欲坠的清政府在避居西安期间不得不于1901年1月29日诏谕 参酌中西政要，对军事制度、科举制度等进行改革。1901年5月，张之洞、 刘坤一在《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了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

武科、奖励游学的求才图治四大举措。®1901年8月29日，为了给新式军事 学堂的发展铺平道路，清廷不得不因“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既久， 流弊滋多，而所习硬弓刀石及步射皆与军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而下令 “永远停止”了武举制度。武举废除后，清政府即诏令各省普遍设立武备学堂。 截止到1904年，除新疆等个别省份外，各省均相继创办了新式的武备学堂， 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第一个高潮。

1904年，由张之洞、张百熙与荣庆联合修订的学堂章程——《奏定学堂 章程》（癸卯学制）得到批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 实行的学制，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的正式诞生。北洋军阀时期，适逢第一次 世界大战，加之军人执政的实际需要，近代军事教育更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军国民教育思潮在清末民初的兴起，新式的军事教育逐渐取代 了武举制的地位。这些变化使“武术”即军事冷兵器技术的言说群体逐渐消失， 就这样“武术”的原意逐渐被人们遗忘，而“武术”即民间类似军事冷兵器技 术的认识却随着义和团运动和体育救国思潮的兴起而日益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 同。

义和团运动爆发对武术进行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普及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在英文中通译为，该词的原意是“拳 击手”“拳击师”，用来指称义和团时，其含义与清人当时文献中所使用的“拳 民”“拳匪” @意义相近。从上述国内外对义和团的这种称呼中，我们可以看 出这场席卷全国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以武术为聚集纽带的。

“义和团，起山东，传到直隶成了精，三月起，六月红，九月没到散了 营 “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 称梅花拳，近年复沿用义和名目” “直隶、山东交界之区，拳民年多一年，往 往趁商贾墟市之场，约期聚会，比较拳勇，名曰亮拳。义和团运动起自山 东、直隶边界地区，③由1887年的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演变而来1898年10 月25日，赵三多、刘化龙、朱九斌等人在冠县蒋家庄马场树起了 “扶清灭洋” 的旗帜起事，后被清廷镇压。

迫于清廷的镇压、监控以及东南互保®等因素的影响，赵三多、刘化龙、 朱九斌等义和团首领沿运河北上，开始把活动范围向北拓展。

“义和团不是秘密结社，而是以村、镇为单位的公开组织”“每一村或 一镇为一团，亦偶有联合数村而为一团者” “乡民人团是公开的，习拳弄棒也 是公开的。义和团的团与团之间，彼此独立，各不相属，这不利于形成强

大的向心力。1899年5月17日，赵三多、刘化龙、朱九斌等义和团首领聚集 在正定大佛寺商议下一步活动计划时，决定学习天津红门会员习练铁布衫，讲 求吞符念咒、刀枪不入法术的做法。由此，义和团开始改称“神助义和团”。 这次会议在义和团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义和团基本上由各地 根据不同情况反洋教而转变为趋同的仪式和信仰，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拳民 对洋枪洋炮的恐惧心理，使义和团形成了强大、统一的反洋教声势。义和团运 动借此势终于扩展到畿辅重地——京津保地区，并在这里达到了高潮。

“女的红灯照，男的义和拳。赶也赶不散，捉也捉不完。义和团运动 的发展十分迅速，短短半年的时间就在京津保一带达到了 “村村都铺团，镇镇 有坛场。山沟练武术，平原是战场。遍地是团民，个个会刀枪” 的地步。据 统计，京津间北运河沿岸的85个村庄中，就有义和团组织75个，而在京津间 的3088个村中，竟然有2530个村有义和团活动。但随后的形势急转直下， 1900年7月14日，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攻陷。而后，八国联军的野蛮屠杀和清 政府的改抚为剿，使义和团运动转入低谷，并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中国北方地区人民参加义和团的人数之多、 范围之广，以及各级官宦对义和团的积极参与等“全民皆团”现象对武术在北 方地区的普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如今在北方（尤其是

山东、河北、天津、北京）流传的传统武术流派，几乎均与义和团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其传承者也往往因前辈与义和团有关而沾沾自喜。

体育救国思潮兴起，下移民间的军事冷兵器技术就是武术的认识得到 普遍认可

进入近代社会，西方列强打破了中国人平静的生活，为实现救亡图存的 历史使命，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历史学家雷海宗认为秦汉 以后中国文化中的“尚武”精神逐渐消失，从而使中国文化成为一种“无兵的 文化”。而这种文德的畸形发展又直接导致了中国两千年来社会各方面的卑鄙 与黑暗。19〇4年，梁启超感慨于近代中国“何意百炼钢，化为缠指柔”的现 状，愤于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 也” ®的说法，而精心选取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伍子胥、墨子、赵武灵王、 蔺相如、毛遂、鲁仲连、荆轲、张良、项羽等70多个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 道精神的体现者，撰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书，在精神层面上积极倡导“中 国之武士道”精神。

与对中国文化的反思相应，在救亡图存的社会大背景下，实业救国、科 学救国、教育救国等众多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出来，“体育救国思潮”就是其中 比较著名的一种。

“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 为改变“东亚病夫”的现状，资产 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共产党人等一批有识之士不仅认识到武术 的强兵作用，更看到了武术的强种、强国作用。

“国术实为体育活动之一国术原我国民族固有之身体活动方 法” 。体育救国思潮的倡导者对中国“固有之身体活动方法”的“武术”情 有独钟。“鉴湖女侠”秋瑾（1875—1907 )为革命常“不握纤毫握宝刀”《闻 鸡起舞1917年，毛泽东在其《体育之研究》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欲文明 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的主张。1919年，孙中山在精武体育会成立十周年 之际不但为其题写了 “尚武精神”的匾额，而且为该组织出版的《精武本纪》 作了序言。在该序言中，孙中山对精武体育会在宣传、示范体育方面的作用给 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精武体育会，成立既十年，其成绩甚多，识者称为体 魄修养术专门研究之学会。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 大之关系”。张之江则干脆直接创办了中央国术馆和“国立体专”进行武术教育。 在张之江的倡导下，全国先后有24个省、市，300多个县（市）成立了国术馆。 教、练武术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武术的大发展。

在体育救国思潮的普遍影响下，妇女体育普遍兴起，人们习武的热情高涨, “武术”在学校体育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下移民间 的军事冷兵器技术就是武术的观念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三）当代传统武术概念的出现

20世纪末期以前，传统武术这一概念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如1915年 4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北平体育研究 社许禹生等人《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的提案，此后教育部 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在这里，许禹生及当时的教育部使用的

是“旧有武术”“旧有武技”的概念。1979年，国家体委发出了《关于挖掘、 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同年5月，为展示“武术遗产”中内容，国家体委举 办了 “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规定“凡各地区群众中流行的传统拳术、器 械、对练等优秀套路和各项拳术的基本功，内容健康，均可参加表演”。

20世纪末期以后，为什么“旧有武术” “旧有武技” “武术遗产”等词汇被“传 统武术”所取代，本文认为主要与“新编武术”对民间“旧有武术”的挤压， 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对竞技武术的批评有密切的关系。

“新编武术”的出现及竞技武术体系的完善 “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是一部“范式转换的思想史” ®。就武术而言， 这种“范式”的转化则主要地表现为武术由一种民间类似军事冷兵技艺向“体 育”的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旧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在新资源的参 与中，开始生动而强烈地表现着一种新取向和新姿态。

面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武术界一开始的反映是对其理论成果的汲取。这 一点在李景延（1825—1898 )积极吸收《灵台仪象志》创编忽雷太极拳，马 良（1878—1947 )按照“分科而课业”③的思路编创“中华新武术”，以及赵 道新运用生理学、解剖学、生物力学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道新拳论》中 均有明显的反映。

新中国成立后，武术被纳入到体育的轨道。该时期，沿着马良“分科而课业” 的思想，中西体育文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讲究“打练合一”的传统武术不但 分化出“练为养”的养生武术——木兰拳，而且传统武术的功法、套路和对抗 运动三大有机组成部分渐次分化为体系较为完善的武术功力、竞技武术套路和

武术散打三个体育竞赛项目。

这些“新编武术”，尤其是竞技武术（套路、散打和功力比赛）的快速 发展给传统武术带来了不少的消极影响。从而引发了大批民间习武者或爱好者 的强烈反对。

对竞技武术的批判

在向西方体育文化学习的过程中，伴随着“新编武术”的出现，论争就 ^直没有停止过。早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国术如何能摸到边际”的论争中 就出现了青岛与济南武术家就栾秀云的“艺术拳”之争。新中国成立'后，这种 论争依然存在。如温敬铭与蓝素贞的绵拳之争以及对成传锐长穗剑的指责等。 1957年，查拳家常振芳就指出，“打查拳要像龙一样空中飞舞；像虎一样勇 敢猛扑；像蛇一样柔软；像鹤一样动中求静，像猴一样灵活善变，动作应力求 上下相随，内外相合，这就是功夫所在”，可惜的是，现在很多练查拳者都没 有这样的功夫，为此，他发出了“现在很多（人）打查拳，都离开了这个精神的感慨。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论争的结果使人们加强了对国学的研究，国学 呈现出复兴的趋向。此后，常振芳所发出的感慨日益得到强化，尤其是2008 年竞技武术“攀高落空”后，人们对其的批判声音越来越大。

马明达先生认为“中国的武术管理机构所推行的‘竞技武术’实际上是 极少数人在否定武术的传统竞技形式的‘左’的思想支配下，在20世纪50年 代编造出来的，当时借用古代的名字命名为‘长拳’，其实与古代的长拳并无 关系”。“所谓‘竞技’，实质上是以对套路表演的评比取代传统的对抗性比赛。 形式是在模仿体操，而实际操作的科学性和严格性又都远远比不上体操”

“‘竞技武术’实际上一步步失去武术固有的精神特质，脱离其文化本位，变 成了花样不断翻新的‘中国式体操’。” 在这个武术体系里，“枪其实是一 种舞蹈器械，运动员持之如柳条，蹦蹦跳跳，甩甩打打，莫名其妙，与古之大 枪……根本上风马牛不相及”

程大力则认为“武术就是武术，武术只是武术，在本质与整体上，它不 是西方人概念中和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体育概念中的体育，不是竞技运动； 本质与整体上，不可能也不应该奥林匹克化”。“竞技武术根本不是改革的结 果，它原原本本就是“左倾”的直接产物，它的实践实际上早就走人了死胡同”， “‘样板武术’（竞技武术）是极左思想和路线的直接产物”。

周伟良认为“在当今西方文化以宗主地位无孔不人地剥蚀民族文化之时， 所谓的‘武术与国际（西方体育）接轨’，其实质是‘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 移植在华国的艺苑里’式的对自身文化命脉的自我疏离、自我阉割，使充满 生生之变的中华武术在西方体育文化的‘裹挟’下不断被过滤，话语权不断失 落，自己的文化创新发生深层弱化——活生生一场中华武术文化的‘和平演 变’ 。

与马明达、周伟良、程大力相应，国外亦有类似的认识。如酷爱中国武

术的法国武术联合会^@主席罗歇伊捷对竞技武术套路和散打的意见不小。他 认为竞技武术套路像体操，但永远做不到体操的高难度动作，没人看。更麻烦 的是太极拳要翻跟头，这就不是太极拳了，走样了；现在的散打太野蛮了，很 危险，“剽窃” 了西方的拳击。竞技武术套路和散打发展到只有一小部分人练， 这两项都走了错误的路线。与竞技武术不同，传统武术比赛则有很多人参加。 他认为到西方推广中国武术，要让西方人懂得中国武术的文化内涵。®从此我 们可以看出他对竞技武术的批判态度和对传统武术的情感。

对竞技武术进行批判的同时，“传统武术”这个概念逐渐登上历史舞台， 并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武术用语。随后，中国加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世界公约》，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审议通过后，

“向传统武术回归”“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呼声高涨，“传统武术”这个词也逐渐地被人们日用而无人不知了。

二、武术与体育：相异、交叉与包含

武术是一个动态演化的概念，近现代随着西方体育的进人，人们开始自 觉地用体育的视角来审视武术，武术体育观逐渐建立起来，由此武术成为体育 项目的一种。

目前，武术“临近的属概念”是体育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武术 与体育，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一）“体育”概念的基本意韵

古代中国，体育并没有成为一个名词或专业术语。现在我们使用的“体育” 一词直接来源于日本，其对应词为 。根据现有资料， 该词1897年从日本引人中国，^@此后得到了广泛应用。由于“国际上的根源”“翻 译上的根源”和“认识上的根源”，至今体育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普遍接受的 概念限定，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目前，我国主要有“单质论”和 “多质论”之分，“真义体育观”和大体育观”之别。

“多质论”主张体育的本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健身强体只是体育初 级本质的表现，对人的培养是体育本质的进一步表现。体育最本质的特征在于 促进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

“单质论”则认为如果什么都是本质，就成了什么都不是本质，体育的 本质只有一个。如吴光远认为体育的本质是“挑战极限”，其中群众体育追求“更 健更美更长寿”，表现出来的是体质的改进和寿命的延长，表现为体育的物质 (肉体）价值，而竞技体育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表现出来的是人体潜能的 挖掘和运动成绩的提高，表现为人类征服自然、超越自我的精神价值。竞技体 育和群众体育都不过是“挑战身体极限”这一体育本质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周爱光从逻辑学的角度探讨了体育的本质，认为“体 育的本质是教育”，体育的本质属性是“身体活动性”和“教育性”。增强体 质促进健康是体育的“直接性功能”。

讲分析、重逻辑的“真义体育观” ^@旗帜鲜明地指出体育的真义是健身的 教育，它不是竞技、运动、娱乐、比赛、金牌，不是。如韩丹认为“体 育就是由体育教师这群专业人员，从事身体和健康教育的专业活动，是整个教 育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

重知觉、讲综合的大体育观”强调体育概念的整体性和本土化， 认为体育就是运动、竞技、比赛、金牌。在这一学术观点的影响下，出现了“竞 技体育”“休闲体育”“娱乐体育”等术语。^@这种体育观符合中国人的思维 方式和习惯而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如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体育概论》认为“体 育（广义的，亦称体育运动）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锻炼体质，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 织的社会活动” 。由陈安槐、陈荫生编撰的《体育大辞典》认为体育也称“体

浏览1,40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