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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俞大猷确实掌握“荆楚长剑”，而且是此道中之 高手，但他为什么不载诸文字，没有给后世留下一份长剑图谱.俞 是能文能武的淹贯博通之才，平生著述甚富，为什么就不肯稍动 笔墨，将长剑精义长留在天壤间。俞氏有《剑经》一书，其中也 多处提到乃师李良钦，但所谓《剑经》其实主要是讲南方棍法，还 有其它一些武艺内容，就是没有具体的长剑法.1987年我在点校 《剑经》时，曾反复研读《剑经》，当时觉得俞氏可能将长剑技法 融入到了棍法之中，俞氏借棍存剑，有些微言妙义需深明此道者 自己去慢慢品玩，心领神会.不然何以称棍法著作为《剑经》？十
多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当时的想法有一定道理，《剑经》中确能读 到一些有助于悟解长剑技艺的内容，但一是很少，二是很隐晦，总 有雾里看山之感。以俞大猷的襟怀气度，为什么会这样做，难道 也是出于“秘不视人”的狭隘思想？若是如此，则李良钦“荆楚 长剑”不能传存后世，俞大猷不能辞其咎。
第二个问题。茅元仪称，“朝鲜势法”是“好事者”得之朝鲜 的，而这位“好事者”是何人，他没有说明，成了一个谜。按，茅 元仪的《武备志》成书于天启元年，这部书使他名声腾起，不久 便以“知兵”受朝廷征用，充任“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 东，抗御后金南侵。?这说明他得到“朝鲜势法”.不是在出征辽东 之时，而是在此之前，在编撰《武备志》时就已经得到。我的推 想，从朝鲜带回这本剑谱的“好事者”，很可能是一位参加了万历 二十六年(1598)入朝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浙籍军人，当时称“浙 兵”，又称“南兵”.浙兵是戚继光一手训练出来的一支劲旅，万 历援朝之战中曾有数万浙兵入朝作战，《朝鲜李朝实录》称他们身 着红衣，“劲悍无敌”，倭寇见之“忧然有惧色”带兵将领中的浙 人骆尚志(绰号“骆千斤")等精通武艺，曾主动帮助朝鲜训练军 队，并从军中选派教师向朝鲜军队传授枪、剑、狼宪等武技，内 容基本上都是威继光在浙江备倭时所编选的武艺，从而形成所谓 “朝鲜十八般武艺”.这是中朝武艺交流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中国 武术史上的大事,因为朝鲜王室十分重视从明朝引进的各种武艺， 特由官方汇编成书，才使得许多中国不传的古典武艺内容得以完 整地保存下来。因为中朝两国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我以为从朝 鲜带回“朝鲜势法”的“好事者”，很可能是人朝浙兵中的某人， 茅元仪也是浙人，他见到这本剑谱便是情理的事了。
第三，李良钦、俞大猷的“荆楚长剑”与“朝鲜势法”之间 有无关系，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万历同入朝作战的南兵系统 中有一支福建步兵，带兵者是游击将军许国威.许国威字元真，武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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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出身，晋江人，与俞大猷是老乡。许是帮助朝鲜练兵和传授 武艺最多的人物之一，李朝官方对他非常敬重，说他“能文词，有 义气，与经理杨镐亲好，镉被参，国威率诸将官上本申救以年 序计，许国威能赶得上俞大猷，他所带的军队可能是俞大猷系统 的，不能排除他本是俞的部下或门生。明人著《谭襄敏（纶）轶 事》载，俞大猷曾经选“少壮力能举二百斤者千余，教以荆楚剑 法。嘉靖三十四年战于何家破，大破倭照此，许国威确有学过 “荆楚长剑”的可能。那么这个所谓“朝鲜势法”是否即许国威传 到朝鲜的“荆楚长剑”呢？
有趣的是，李朝正宗时期（约当清代乾隆后期）的朝鲜官员 们不承认有所谓“朝鲜势法”，他们甚至认为：
“茅元仪深叹剑术之不传，自拱其谱，又传其图，一则日
得其诀于朝鲜；一则日得其式于海外，托意渺茫不测之境，神 其说而使人信之其微旨矣
然而，他们汇编的《武艺通 谱》中，却收录了一部《铁刀谱》, 其内容与《武备志》的“朝鲜势 法”基本一样，所不同者，一是改 剑为刀；二是比“朝鲜势法”多了 四势，凡二十八势；三是有全套刀 法的演练套式。这是一个令人费 解的问题。总之，“朝鲜势法”的 来路和它与《锐刀谱》的关系，不 是现在能够说得清的。有明三百 年间，中朝两国的武艺交流涉及 的问题多而复杂，绝非本文所能 容纳的，我们只能先谈到这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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